盛世之间的对视 两个世界的遭遇（2）

虽然“礼仪之争”让人们领教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与龃龉，但总体上说，传教士笔下的中华帝国充满光明。他们对中国的大量描述深深地感染了欧洲，引发并推动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一时间，欧洲劲吹中国风。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玉器、家具、园林建筑风格和戏剧艺术风靡欧洲，以至于“每家壁炉上都陈设着中国物品”，“中国趣味”造就了欧洲的洛可可艺术，连中国皇帝春耕开始时的祭祀大典，也被法国皇帝复制效仿。

更为重要、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对法国思想界的影响。中国这一“他者”文化被介绍到遥远的法国之后，处于变革前夜的法国思想界反应积极而热烈。他们纷纷拿中国来说事，把中国作为批判的工具或变革的标杆，阐释对后世法国乃至整个现代世界都影响深远的经济理论和政治主张。古典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弗朗索瓦·魁奈以农业中国的经验来佐证他的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业才使得财富倍增”。孟德斯鸠从耶稣会士“中国是用板子统治着”等话语中，认定中国政治专制，以此来批判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伏尔泰对中国的热爱之情，是与他对法国专制制度的憎恶相伴随的。他敬重中国的孔子和儒教，称赞中国的皇帝，用这种敬重和赞美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批判法国的基督教和封建制度。虽然18世纪的法国哲人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也主要来源于耶稣会士的描述，但正是他们从法国的历史境遇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创造性的解读，使得古老的中国文化被发掘出适合欧洲时代的新的精神价值，给了法国思想界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从而帮助法国完成了自我的批判和历史的跨越。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看中国”是现代欧洲的“第一道曙光”。这是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在中国，西方文化“仅吹皱了一池死水”，其影响始终没有越出宫廷、高级官僚、上层知识阶层以及少数天主教徒的范畴。虽然康熙和乾隆两皇帝对西方科学持欢迎态度，身体力行积极学习，但他们仅接触了器物层面上的西方近代科学。根深蒂固的“中央大国”的思想，以及只知道有中国之“天下”，不知道有寰宇之世界的历史眼界，最终还是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限制了这场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皇帝们喜欢的带有现代科学元素的水平仪、望远镜被当作稀罕“宝物”锁在皇宫。政府以经济和文化上的闭关自守来防范和抵御扑面而来的外来力量。1757年清政府再次宣布一口通商，18世纪末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给英王“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回复，以及普通人对西方人“夷狄”“番鬼”的称谓，都表现了对“他者”文化认识的无知和自我文化认识的虚妄。从本质上说，18世纪中国人轻视西方的“西方主义”，和19世纪欧洲人蔑视东方的“东方主义”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和文化上的偏见。它从根本上决定了18世纪中法之间文化交往在中国的历史遭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知识阶层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徐光启、李之藻等有识之士发出了改革和发展科学的呼喊，但他们的呼喊如同黑暗苍穹中掠过的一道流星，很快被黑暗吞噬了。那么，18世纪清朝的士大夫们呢?从当时知识阶层对传教士的评价来看，有欢迎，有承认，也有抵触。清朝大学士杨光先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挑起“杨光先教案”，攻击传教士及近代科学。该案直至康熙亲政才得以纠正。总的说来，盛世的祥云笼罩之下的知识阶层，少有危机感和变革精神，没有主动学习吸吮“他者”文化的意识。如胡适所说，清代的一切学问“只是经学的丫头”，“学者的聪明才力为几部经学笼罩了300年”。连主张“经世致用”的顾炎武，晚年也埋头于传经考证，言“三代之盛，可以徐还”。直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一道道不平等条约压下来之后，有识之士才痛醒!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和对西方的认识才发生变化，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思考和探索。而在18世纪，“舶来”的“他者”文化，西方的近代科学和理性精神，没有与本土文化自身内在的变革要求和批判意识相结合，就不能形成改造社会的冲击力，也就不能掀起社会变革的洪波巨浪。中国因此坐失一次吸吮“他者”文化精华、实现自我更新、最终破茧成蝶走向现代之路的机遇，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