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协商决策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既具有重要的协商文化传统,也有过协商决策的实践,历史和实践证明,协商决策能够带来和平稳定胜利,独断决策会带来内乱挫折失败。这是当下协商决策能够在中国落地的文化土壤、心理基础和实践基础。
20世纪中国协商政治的初步实践体现了协商决策的巨大力量。尽管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协商政治,但已经有具备部分协商政治特点的协商政治实践。20世纪初,中国曾经搭建起众议院、参议院的政治架构,提供了协商政治的平台和场所。20世纪20年代,中国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政治合作,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推翻了部分军阀统治。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尝试,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泛的民主协商的政权。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筹建新中国时,借助民主协商完成了建国大业,成就了中国协商政治实践的一段佳话。随后建立的政治协商制度,也可视为协商政治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协商政治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协商民主,保证了改革开放决策的顺利实施,也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则表明,背离协商的独断决策会带来惨重后果。20世纪初,袁世凯拥兵自重,孙中山不得已把民国总统位置让给他。皇权思想极重的袁世凯逐步把刚搭建的协商决策框架打碎,试图建立新的王朝政治,结果受到全国人的唾弃,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由于国民党单方面背信弃义而宣告失败。1936年开始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取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妄想消灭共产党,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国共内战爆发。建国后,领导人的独断决策使中国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近年来,不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和决策者没有与群众充分协商有关,决策者该解释的时候没有解释,该商议时未和群众商议,导致矛盾激化。
当然,协商在西方国家也有实践,从古希腊的平民大会到今天的国会,都表明了协商的力量。只不过西方的协商决策参与人群范围日益变窄,现在已沦为精英俱乐部里有钱人的游戏。相比而言,中国决策协商的范围广、界别多和层次性强,但同时也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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