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发展逻辑：行政，还是市场？（3）

谋策：重塑中国城镇发展逻辑

最近，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学者之间关于政府与市场的争论引人关注。其中张维迎教授提出的“逻辑”一词给人启发。作为一名城市规划与研究工作者，结合多年从业感悟，我认为，每座城市的发展，同样存在一套其特有的、内在的逻辑，环环相联，当每一环都正常存在和发生时，这座城市一定健康有序，但若其中某几环出现问题，就一定存在问题与风险。

从人类发展史看，人们都有通过能动干预让城市发展更好的初衷，然而，这必须符合“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情”的基本前提。

提高“三个正确”同时发生的概率，是很有难度的事。这反映出影响一座城市发展的政治家、企业家、民众与规划师的水平。以世界上较成功的城市为参照，我国众多城镇的发展“逻辑环”还存在很多短板，并衍生一系列消极影响，导致整个国家城镇系统无法达到市场经济下城镇体系的最优效益。其中或有很多因素是国情特殊所致，使发展产生了很强的路径依赖。在新一轮改革开启时，针对能为城市发展逻辑做出贡献的两类主体，笔者这里谈一些思考与建议。

施政者的理念革新：强化“市场”本源回归

综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很少通过行政手段来维持城镇发展。相反，在城镇化高速增长时期，这些国家都坚持城市发展和企业发展一样，应是在相对公平环境下的市场选择，而非在政府计划中、等级行政体制下单方面强制的决策行为与过程。

从城市发展理论的演进看，从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到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三原则，到波特竞争力钻石模型，再到萨森的全球城市、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所反映的都是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城市依托比较优势转化输出本地资源、获取流动资源，从而获得发展动力与活力。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没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上实现产业升级演替的城镇体系，就很难在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成功实现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城市的根本功能是什么？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是什么？《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对中国400个城市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城市正冲破行政级别的枷锁，更贴近现代意义上的由商业驱动的都市。这种突破意味着，依据工商业繁荣程度对城市进行分级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必要性也越来越迫切。与此同时，各种综合体式的开发模式不断涌现，冯仑提出的立体城市、复星地产提出的蜂巢城市、万达提出的旅游综合体……资本与金融的力量进一步凸显，依托中小城镇实现商业模式创新极有可能成为突破口。这些都在响应和印证着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中两个“决定性”释放出的发展思路转变信号。

重新定位中国城镇的本质功能与价值，有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对传统城镇化的根本性超越。城市施政应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其中包括：(1)确保健康市场环境，即法制、公平、竞争，不威胁健康市场环境；(2)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及变化趋势；(3)充分学习汲取全球城市发展的新技术、新手段；(4)充分考虑本国及各地在城镇化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劣势；(5)作为公共政策，城市规划管理应有条件、有时效、有目标、有考核、有奖惩。

设计者的技能革新：从“小设计”向“大设计”转变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城镇群体之间不再以行政权力主导划拨和调动资源，更加强调在市场机制驱动下实现全要素、全格局最优态的配置，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更加“流动”的中国。这将大大增加未来城乡规划管理面对的不确定性挑战，诸如人口规模、公共需求、产业企业、利益主体等，都是动态不确定的。

从前些年的“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到近些年的“空城鬼城报道此起彼伏”，规划设计行业似乎走入一个怪圈，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沦为政绩工具。规划师、设计师左右为难，赶图汇报、方案修改成为常态，体力劳动越来越多，脑力思考却越来越少，几近成为设计民工！这恰恰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要让“设计”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设计要落地，既不能自娱自乐，也不能惟命是从。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有一条“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原则，其中有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还有一条“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其中有句“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

这两个原则，在现实中能很好地得到兼顾么？在此，举几个小例子。

现在很多项目的城市市政绿化，投入都是每平方米200-300元，但生态效益很一般。要达到城市森林的效益，需要至少每平方米600元的投入。每平方米600元意味着，可以有中型乔木，可以有复层绿化。但不管我们的规划设计方案考虑得如何周到，在中国，很多市政绿化最后仍沦为草坪铺铺、小树苗栽栽。而在北美，政府拥有的市政资产中，30%是乔木，也叫城市政府的“绿色资产”，这可以成为其融资的抵押品。这是很现实的城市可持续问题之一，非常需要金融创新。 如果我们现在建一个生态新区，能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我觉得，这也是对可持续做贡献。

这类金融创新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应用。比如，分布式能源系统，可以提高城市的能源安全水平和抗灾能力，但因为在后期能源收费上没有双赢保障机制，导致很多工业园现在难以正常使用。

还有，现在河流和土壤修复的问题受到更多重视。但在新区开发中，这方面增加的额外成本往往令政府生畏，从而回避污染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更高的建设标准导致的增量成本，在当前倒挂的资源价格条件下，在更长、更具风险的回收期中，如何能得到合理收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仅靠上级政府的补贴激励或开发商的公益良心，是很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当前，仅考虑物质空间，从构图美学出发，用眩目的透视图或多媒体动画打动领导的“小设计”，已很难满足城镇化的需求。规划一座城市，不再仅是打造一个“漂亮的容器”，更是造一块“充满吸引力的磁体”。

在这个转型如潮的时代，城市设计师们必须意识到，不仅要考虑设计空间，还要考虑设计空间背后的各种利益与机制。要做到“显性”与“隐性”空间的同步设计，亟需规划学、景观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政治学等学科联合，进行整体性、整合性的“大设计”，构建从宏观战略方向到微观战术操作环环相扣的“设计链”，从自然环境、经济产业、社会群体、商业模式、政策诉求等多方面，进行联动考虑。

时势造英雄，当“小设计”背后的“大设计”被我们更深入地考虑，进而为每座中国城镇重塑一套内在驱动的健康发展逻辑，“立足空间，又超越空间”，就意味着规划师、规划行业、规划成果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城镇化也一定会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