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堂：文明复兴与价值重建 （3）

记者：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您认为该如何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

李文堂：习总书记的讲话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优秀价值观的一种自觉和自信，认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存在着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这也就是肯定我们自身的文化并不只是、过去了的东西，而是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依然可以通过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延伸到现代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基础的部分。那么我们现在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共24个字，这24个字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些词汇和概念上，光是几个概念是没用的，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这24个字背后要有一个系统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支撑与涵养。如果不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结果便会脱离群众。

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有很多内容，也是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加之自我创新，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产生的。比如说“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学习了西方文化，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创造形成的。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根基性的东西。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开始强调并运用很多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内容，包括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提出要多用传统孔孟、范仲淹等士大夫的思想来诠释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看出这时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与实践思想形成了融合。所以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首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来建构，否则就是没有根基，就会停留在一些空壳性的概念当中。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或者充满历史虚无主义的偏见，或者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在反本开新方面，既缺乏态度也缺乏能力，因而有意无意地割裂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导致今日文脉不续，斯文不再。

记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您认为培育和践行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文堂：培育和践行有很多具体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培育”首先是一个内在的涵养过程，是内心世界的一个价值涵养过程，是价值主体的一个自觉过程，即所谓的“内化于心”。“实践”则是“外化于行”，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所以古人称之为“内圣外王”。我觉得培育和实践要强调上述维度。否则，不从心灵深处来培育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就不具备任何力量，因为得不到你的相信和认同。培育要解决的是主体价值认同的问题。当然很多说法是社会通过舆论场等手段来培育认同，那只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关键是培育你内心世界的价值认同。那么实践方面，光有主体的认同，不能成为一种行为，那么这便不是“文化”。中国的文化非常强调“化”——变化、生成、造化。“化”在你身上你就要去做，否则便不是真正的文化行为。所以培育和实践从内在和外在这样的角度出发，才能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一套价值观建设方法论的问题。所以既要培育出这种价值观，同时又要实践这种价值观。

我觉得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两点要特别强调，因为都做的不到位。“培育”方面，我们的教育没有从人的心灵根基上来着手，那么也没有古人讲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多从你的本性来进行教育;“率性之谓道”，你的道，即是你的这套价值体系要符合你的人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修道之谓教”，按照这个道去修行，这才是一个教化的问题。那么这样，就是把一套价值观的教育建立在心性的基础上，如此才能培育和涵养，如果离开了人的心性，那“培育”有时候容易成为过去那种假大空的东西，成为说教的，没有根基的东西。

实践更是成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的宣传、口号容易流于“花言巧语”，得不到大家认同，就是因为很多人说过了就算做过了，或者说了不做，甚至说一套做一套。知行不一，“价值观”怎么会有“文化”的充实意义呢?价值观实践还要注意个体实践与社会实践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除了强调个体如何践行之外，还要强调社会群体的制度化实践，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理念，就特别需要通过政治、法律、社会等不同层面制度化建设加以践行。当前而言，个体道德实践与法治国家建设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条互动的重要路径，应当放到突出位置来抓，以便进一步探索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混合政治模式，实现中华政治文明的更新。

这里的关键在我们党。我们经常讲我们党是一个特殊的党，她首先通过意识形态建立自身的正当性，因而具有强烈的价值关怀，有自己的道统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要解决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仍然也要担当这个文化使命，价值实践的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我们的党，因为党是社会精英比较集中的一个组织，共产党人的修行，他的内圣和外化如何，对整个社会影响非常大。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和官员是价值实践很重要的代表，那么我们党是不是具有这样一种价值实践的自觉，就成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一个关键所在。

记者：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利益诉求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价值迷茫”的现象，在这样一个思想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您认为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李文堂：今天所谓的价值多元时代主要是由我们的现代性构成的，现代性里面的价值很多元，主流的、能够形成价值认同的东西正在逐渐弱化。西方实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价值多元，文化多元，所以有不同的价值观，这本身也是现代社会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关键是一个社会能不能通过跟不同价值观的对话，形成彼此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价值认同，达成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正常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础。实际上西方也在强调它的主流价值观，也知道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不能没有主流价值观，不能没有主导的文化，特别是在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像德国、法国、荷兰、英国在过去从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强调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如今也开始有了强调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因为一个社会必然需要一定的价值共识，价值太过多元，就容易产生冲突。尤其是伦敦连环爆炸案、“9·11”等事件之后，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如何相处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于是西方开始强调主流价值观，而且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回归方向，依旧倾向于西方文化从基督教传统一直到现在启蒙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体系。

我们要在中国多元的价值观里面重建一种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不是通过简单的行政行为强制达成的，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达成价值认同的方式。而是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跟不同的价值观对话、交流，甚至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对话辨清是非。既要有对主流价值的自信，同时还要具有跟不同价值观对话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重建我们社会最大程度的价值共识。所以我们既要承认现代社会这种价值多元的客观事实，同时也要积极建构一定的认同，形成“一主多元”的价值共识模式。其实这个也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中国文化既有多元的又有主导的内容。传统价值观，很多时期都是儒家为主导，但允许佛教、伊斯兰教等其他文化价值观的存在，同时跟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之间有沟通对话，并且吸收多元价值观到主流价值观中，进而形成自身的创新。所以要对多元的价值观进行积极的引导，引以为滋养来建构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看成是不良的东西。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今天，我们在主流价值的建构方面，必须要有一种勇气、智慧和能力，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就必然要失去我们文化的领导权。所以关键是要加强对我们自身价值建设的关怀，提高我们自身价值建设的能力。而现在情况是既缺乏自信，又缺乏能力。所以我们就会在多元的价值观当中失去一种宽容也失去一种勇气。

我认为我们的价值重建需要通过一种文化的方式，以文化的方式来涵养。实际上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也是经过文化涵养的过程产生的，无论是基督教的价值观，甚至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观，实际上也是植根于基督教文明的。如黑格尔所讲，恰恰是基督教把西方从封建制下解放出来，使每个人获得了平等的人格，这个“平等”不光是经济平等、社会平等，首先是建立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其实价值观的形成是历史文化的一个涵养过程。如果离开文化的方式，这个就等于失去了土壤和生命力。所以我想在价值重建的过程当中，特别要通过文化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行政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