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堂：文明复兴与价值重建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中国梦”的提出到今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表的关于文明互鉴交流的讲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讲话的内容中实际上都或多或少都跟文化、文明有关。您认为是这样吗?

李文堂：迄今为止，对“中国梦”的内涵，已经有很多的解读和研究，但是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个维度，那就是从“文明”的维度来理解“中国梦”提出的内涵和意义。“中国梦”作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价值目标，作为中国人民的价值目标，它是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主体的角度提出的。所以它不是为我们简单抽象的描绘一个未来的理想社会，而是从历史现实和中国人民为立足点来提出的。

我们可以看出习总书记的讲话很有历史感，他比较强调从近现代的历史维度理解“中国梦”，在中华民族遭遇外来强力的冲击过程当中，中国人民是如何艰苦奋斗复兴中华民族，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样辉煌的一步。那么人们由此就产生了对“中国梦”的第一种理解：富国强兵，增强国家硬实力。因为当时中国的危机是“亡国灭种”，需要依靠富国强兵来保卫国家和人民，当然三十年代我们的领导人也意识到“亡国灭种”必然是“亡文化”，懂得新中国不能失去民族文化。还有一种理解是从大国崛起的思路来理解“中国梦”，这里的“大国崛起”是近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这样一个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如同曾经的英、法、德、美、西班牙等大国崛起。第三种理解是将“中国梦”理解为人民之梦，也就是说“中国梦”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梦。

以上这些理解其实都没有超越近现代我们步西方后尘将“中国”理解为“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概念。“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虽然是我们近现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民族概念，却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经过不断地民族交往、融合逐渐形今天多元一体的格局。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所指的“中华民族”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代的民族概念。从世界史角度看，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超越意识极强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天道信仰与天下关怀的文化民族，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从尧舜以来，就有一种“克明俊德，协和外邦”的天下关怀。首先我们要理解中华民族的特殊性，它具有天下观，而不是一般的简单的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是有担当、有天下文明的民族，所以我们称中国为一个“文明体”。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复兴什么，它复兴的不只是我们有饭吃、有好的生活，它复兴的就是一种生活理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明!当然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再生。中国文化是非常强调新生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今天我们为什么谈“复兴”呢?我们原来是一个天下文明体，遇到了西方文明的冲击，然后我们逐渐把自己降格为民族国家，跟英国法国一样成为了nationstate，但不能忘了我们原本是高于“民族国家”的，我们是一种文明civilization，不是nationstate，也就是说我们跟西方的关系，过去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这样的天下文明体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今天的international国际或民族的关系。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简单的所谓“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是中国本身具有的文明形态，文明理念的复兴。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担当着一种文明复兴的任务。这一点是必须要清楚，要强调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仅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或者说一个狭隘的文化上的复兴，而是一个文明体的复兴。

近现代西方大国的崛起，其实也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建构。无论是德国、法国还是美国，他们都曾把自己看成是罗马文明的继承人，因为罗马代表的是一种天下文明，实际上也是基督教文明。德国，其前身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它自然认为自己是正统的罗马文明继承国。法国在12世纪时，很多知识分子把巴黎看成了文化中心，代替了古典的罗马，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更是有一种强烈的惟我中心的思想，所以法国成为了欧洲文明的中心。美国其实也把自己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它不只是United States——美利坚合众国——更是代表清教文明理想的社会。所以美国的所谓“保守主义”也好，“民族国家认同”也好，都有清教文化影子在里面。美国人认为他们是担当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命运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的价值是普世的，也就是说他们把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高度结合了。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代表了这个国家，而是代表了基督教文明正统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要把自己降格为一般的民族国家的复兴，而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天下文明关怀、追求“治国平天下”、“以天下归仁为己任”的文明体的复兴。综上，我觉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应该是一个“文明梦”。

记者：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此，您如何理解?

李文堂：我觉得习总书记在8·19讲话当中提到的这个命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他是从历史文化传统、基本的国情等角度来看一条道路的问题。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看法。如果我们不了解中西方历史，有时候可能会把一种社会的价值目标理想化、抽象化，失去了历史的土壤，进而变得不着边际。不同的国家都有自身不同的历史，都有它不同的独特性。也正是这个“独特性”，影响了这个国家的道路，包括制度、文化、理想，等等。

我们以英国和法国为例。英国和法国从传统的中世纪开始，所走的道路就开始截然不同，英国之所以后来走上议会民主制的道路，是由于在中世纪，存在王权的时候，即便封建制度下，英国的议会也是十分强大的，所以很难形成绝对王权。恰恰是封建制和议会民主制有历史渊源关系。国王受制于议会，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法国是绝对王权主义，是绝对主义，这个词不能简单翻译成“专制主义”，因为绝对王权下形成的是一套理性化的行政体制。而法国的议会很少召开，经常关闭，因而力量很小。议会制本身就是中世纪封建制的产物，法国一直都是中央王权的方式，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人们主要争取的是平等，而英国的议会民主主要体现的是自由。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不同，法国仍有很强的中央，中央集权的历史痕迹还是很强，文化是以巴黎为中心的辐射到全国。所以法国的知识分子，过去服务于王权，服务于公共事业，并以此为荣的，他们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英国就大不一样，自由主义的理念比较强。法国信仰天主教，英国则保有清教传统，所以法国的社会思想比较强，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社会主义。英国的个体思想比较强，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历史文明使得两个国家走上不同的道路，拥有不同的现实命运。中国不可能完全借鉴西方国家的道路，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独特性不在于民族国家建构层面上与西方国家的道路不同，而在于我们是一个拥有连续性文明的文明体，是有文明体作为背景的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是天下文明体系的道路，和西方这些在基督教文明体系内部派生出的各民族国家的道路是不同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简单将西方近现代民族国家、世俗国家模式移植到中国来那一定是不妥的。因为西方的这套世俗政治体系背后有基督教文明作为背景支撑。如果中国把自己完全降格为一种世俗的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没有一套中国文明的观念在里面，那么很多价值观、信仰的问题就难以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