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促进双向沟通
近年来,无论是《媳妇的美好时代》在东非引发上亿人次观看,还是孔子学院的设置与世界各地“汉语热”的交相辉映,都反映出中国文化外交的新形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外交的具体实践方式,也会时而传来一些不理解、甚至负面的声音。赵可金认为,这并非文化外交的思路本身有问题,而是实践方式需要调整。“文化外交不是单方面的宣传、推动,而是双向的沟通,我们要在方式上注意改进。”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李智认为,从学科专业角度看,对“文化外交”概念的界定,更多地是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内进行,突出关涉国际权力关系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但除此之外,文化外交同时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姜飞表示,文化外交可以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狭义的文化外交特指政府主导的,通过文化手段所进行的,影响目标国国民,进而影响舆论和决策的外交活动,属于国际传播的范畴;广义的文化外交,则是一种同时包含人际、组织、国家、地区多个层面的立体、全方位、24小时外交,等同于跨文化传播。
对此,李智认为,研究文化外交,也可以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其跨国文化交流的过程及策略。“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等角度,去观察以外交为目的的文化外交行为时会发现,其传统方式方法受到质疑时,传播学的应对方法会起到积极的矫正作用。”
“文化外交是国家行为,是要传递国家符号、国家信息;文化贸易是商业行为,以利润为目的;文化交流是社会行为,游客往来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上升到外交层面。”赵可金举例说,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企业在国际上的商业演出反响良好,中国的影视剧在韩国、泰国等国也很流行,“民间的文化贸易、文化交流,对单一的文化外交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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