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化外交展示多彩中国形象（3）

好东西与朋友分享

李智认为，随着人类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和外交活动中文化内涵的增多，到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运作方式从威逼、利诱型的硬权力，转向吸引、劝服型的软权力。“在权力方式转换的背景下，文化外交作为国际间符号竞争和信息博弈的实践载体，成为继政治外交、经济外交之后的第三种重要的外交形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柔性作用。”

姜飞在研究中发现，从二战刚刚结束后开始，到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奠基之作的霍尔的《无声的语言》出版，这10余年间，美国走的是政府主导的国际传播路线，曾在国际范围内被批评为“美国霸权”、“美国文化侵略”。之后，美国先后提出“媒介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将政策转向国际传播、民间形式的跨文化传播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模式。“这些文化外交手段都朝向政府外交之外，调动民间的智慧和渠道，推进相互了解，增进国民好感，影响大众舆论，影响政治决策，有利于国家形象提升和国家利益的维护。”

中国的文化外交方针属于广义的文化交流范畴，并非文化霸权。李智表示：“文化交流与文化霸权的区别在于，其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不同：前者是文化多元主义，后者是文化冲突论。”

张清敏认为，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文化外交的思路都没有变，内涵也具有连续性，“其基础是中国国民文化，其优势是利用文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服务于外交总体方针，与中国的外交战略相辅相成”。

正如姜飞所言，中国传统的外交类似朋友之间的往来，除了礼尚往来的习俗外，其基本出发点非常重要，即“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好的东西与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