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直都把廉洁作为自己最为重要的执政理念。自2001年以来，在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新加坡一直位居前五位。在该组织公布的2010年廉洁度排名中，新加坡更是与丹麦、新西兰一起并列第一，成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腐败行为与腐败动机、腐败诱因、腐败机会以及腐败成本密切相关。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世界廉洁之邦，与人民行动党政府减少腐败动机、消除腐败诱因、堵塞腐败机会和提高腐败成本的廉政之道密不可分。

一、官员自律品自高，减少腐败动机

人民行动党在遏制腐败时，十分讲究“心治”，力求使为政清廉成为官员的自觉意识和从政的良心“底线”。官员自律品自高，不想腐败，从而大大减少了腐败动机。

首先是领导人率先垂范，创设廉洁榜样。领导者的道德水准是健康社会、健康政府的基础。[1]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局长杨温明谈到新加坡肃贪反腐的成功经验时曾说：肃清贪污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政治领袖必须是一些绝对诚实和清廉的人，并且肯为国家彻底消除贪污而献身。李光耀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反腐必须从最高层做起，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无疑具有标杆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解决贪污问题，关键往往在于这一国家的领导人本身是否有决心以身作则。“高层领导人如果能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贪污之风就可以铲除。”[2]在1959年6月举行的就职仪式上，李光耀率领的内阁成员全部穿白色衬衣和长裤，他们用白色象征纯洁和廉洁，表明要廉洁自律的决心。从此，白衣白裤就成为李光耀和他的战友亲自缔造的人民行动党的“党服”。只要出席重要的公众场合，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和干部一律着白衣白裤。执政之初，李光耀便召开家庭会议，告诉家人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特殊照顾，要求他们完全应当象普通老百姓一样对待自己。他明确告诉家人：“当上总理，权力是有限的，那是人民的权力，我决不用来谋私。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为公的人。”[3]他的这一要求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的妻子要求他不要拿最高工资。李光耀的父亲是个卖钟表的，他的三个弟弟，有的当律师、有的经商，但都是靠个人努力得来；亲友中没有一个靠李光耀的权势谋利。

李光耀从1959年至1990年一直担任总理，1990年至2011年一直担任内阁资政。“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或有人攻击过他作风专断，言过其实，或有人攻击过他对待反对派不择手段，但几乎没有人攻击过他贪污腐败。”[4]有限的几次指责和攻击，经过调查表明，或是攻击属于子虚乌有，或其所作所为是合理合法的。李光耀的后继者同他一样也都是廉洁的表率。国家领导人本身所设的榜样，对这个国家的贪污风气有直接的影响。由于领导人率先垂范，新加坡一直是世界上廉洁的国家之一，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是讲究“心治”，使清廉成为官员的自觉意识。所谓“心治”，就是培养公务员秉公办事、奉公守法的品德。[5]为了使清廉成为官员的自觉意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民行动党不断加强对公务员的“心治”教育。

一是要求公务员都要以修齐治平的君子人格要求自己。李光耀强调：“我们必须拥有一批具有良好品性、品格高尚让人信服的人当政，新加坡才能成功。”[6]他非常重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强调从政人员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民行动党政府认定，只有做好修身、齐家的人方能治国。因此，政府要求公职人员在日常活动中一定要注重仪表。明确规定，公务员要具备一定的风度，要言谈和气、举止文雅、朴实、谦逊、大方；在待人接物中应热情诚恳；要与同事搞好关系，彼此团结、互助、友爱；发式和服饰必须整洁、得体；像警察、税务人员等在执行公务时，必须整齐穿戴国家统一下发的制服等。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把“仪容”视为一种“权势”：因为“它征兆着善，使妇人与陌生人见爱。”如此重视公务员的形象“小节”，看似小题大做，实际上正是考虑到了君子人格与风范对外界的影响与作用[7]。

二是不遗余力地提倡以儒家“八德”来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儒家“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李光耀对“八德”做了新的诠释。忠就是要忠于国家，热爱新加坡，国家利益第一。因此，“忠也就与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腐败相对立，并对维护廉洁品质具有积极意义。”[8]廉就是政府廉洁，新加坡生存靠政治稳定，靠高级官员们的廉洁和效率。耻就是人要有知耻之心。知耻之人不至于胡作非为，知道约束自己，才能堂堂正正做人。政府公务员处理公务必须遵循道德原则。就是说，要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应得俸禄之外不得滥取。同时，要有奉公和自我牺牲精神，积极为国家社会和广大人民做好事。李光耀还以弘扬伦理道德，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来构筑公务员的反贪防腐防线，在全社会培育出清廉知耻的政治文化，使腐败分子对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深感惧惮。[9]

人民行动党的“心治”做法，形成了一种遵纪守法为荣、贪赃枉法为耻的社会氛围，使清廉不仅成为官员的自觉意识和行动，而且成为民众评价政府和公务员的基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