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国庆纪念增进国家和党际友好交往
邀请兄弟国家党政代表团、兄弟党代表团、友好国家政府代表团、国际性组织的代表、各国朋友参加新中国国庆观礼和访问,已成为一种惯例,不少外国政要曾出席国庆典礼并发表讲话。比如,1954年国庆活动中, 50个国家的1500余位代表(包括政府性和民间性代表团)受邀参加观礼和访问;1959年国庆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和劳动人民代表团,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文化友好代表团和社会知名人士,以及进步国际组织的代表近2000人前来观礼。对于外宾接待工作,中共中央要求力求体现热情周到、朴素大方的精神,既不寒酸菲薄、得罪客人,也不铺张浪费、造成不良影响。外宾来到中国之后,中国政府举行招待酒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部分外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如1989年10月1日晚,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朝鲜、民主德国、巴基斯坦、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古巴、肯尼亚、布隆迪、厄瓜多尔、蒙古、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等国客人。外宾来到中国之后,除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庆典礼外,往往安排到各地参观访问,以让外宾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中国。
1959年国庆纪念时,对于我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外宾的态度不一,有不少人是拥护派,但也有一些人是怀疑或反对派,少数资产阶级的右派人士则故意挑毛病、找岔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要求对外宾进行宣传时,“坚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友好热诚的态度,防止骄傲浮夸,防止盛气凌人。对于外宾提出的各种问题,应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耐心地进行解答,如果经过解释后对方还有怀疑,或者一时还不能接受,应该让外宾保留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盛情邀请并高规格款待外国来宾,使其感受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尊重和礼遇,对于国际关系的协调是一副润滑剂。有学者认为,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出席1970年的国庆典礼,是中国准备跟美国发展关系的信号。由此,国庆纪念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积极政治效应。
借助国庆纪念鸣谢国际社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国庆纪念,苏联、朝鲜、越南、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兄弟党纷纷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表示祝贺。对于这些贺电,毛泽东明确要求“回电致谢”,并令外交部起草对各国贺电的回电。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得到了苏联等国的援助。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往往借助国庆纪念方式表达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及各国人民的谢意。1955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在答谢苏联军事顾问团祝贺我国国庆的复信中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和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及所有在我国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热情、无私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借国庆纪念,感谢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人民给予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他在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同他们的援助和支持分不开的。我代表中国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国庆50、6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胡锦涛也分别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各国朋友和世界人民,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种诚恳致谢,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真诚谢意,也是促进国际关系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
总之,通过举行国庆纪念,着力建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准确传递和表达外交方针、增进国家和党际之间的友好往来、答谢和回馈国际社会和外国友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言具有独特的外交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国庆纪念已成为开展国家外交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平台,充分展示中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致力于推动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方式。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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