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儒家伦理能适应现代生活吗?（2）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向世界证明,儒家文明同样可以生发出现代化

我们今天的困惑、今天的问题,其实来源于1949年之后。如果回到1949年之前,1940年1月,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儒家并不处在一个必须彻底排斥的位置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讲,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当然要包括儒家伦理、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素。

但在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太大。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要建设“纯粹的社会主义、全面的社会主义”,到文革晚期最典型的“批林批孔”,中国社会不论是精英层面还是社会底层,对儒家思想、儒家伦理都造成了一种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颠覆。这种颠覆对我们后来的影响非常大,它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就是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格格不入,没有一点好的东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0年代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处于第一阶段的时候,当时思想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得益于什么?这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思想史讨论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由此带来了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杜维明、刘述先等当代新儒家的思想传入国内。在新儒家热潮的影响下,中国思想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可能我们要重新评估一下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了。同时,这也对同期传进来的,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现代化一定是在基督教伦理下产生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当时思想界讨论的一个重大命题,就是在非基督教文明下,在儒家文明下,同样可以生发出现代化,可以找到现代化的一个出发点。可惜,这一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是很短暂的,随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纯粹的、疯狂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的发展,使中国整个社会的伦理层面发生了极大的颠覆。我们现在提出,要重新建构一种新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原有的伦理价值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现在讲人心不古,纠结扶不扶,谈论坏人变老、老人变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了社会伦理的变化。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修补这种变化?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近十年来,中国思想界面临的最重要、最困惑的问题。这一困惑导致了现在一种极端思想。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走过来的,像蒋庆以及后来成长起来的秋风这些人,他们主张把整个民间社会建构在儒家伦理的框架下。蒋庆还设计了新的中国政治方案,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它表明了在当代学人中,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重回儒家的道路。这种极端的主张不用说,根本不可能实现。而像秋风(即姚中秋),广东的吴钩等,他们在做另外一种解读,那更是一种后现代的解读了。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当中不仅可以开出现代化、开出民主宪政,而且儒家本身就是民主宪政。特别是姚中秋的解读,他把宋代的一种君臣之间的关系解释成君主共和、虚君共和。这肯定不是历史真实了,也不是儒家伦理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认知。

这些过于膨胀的言论当然是不合理的,但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和思想发展,大约是要立足于中国本位的。中国文明的本位当然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百家争鸣。这样才能够接上上文所讲的近代以来西方问题挑战中国之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正当的回应。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从孔孟开始,基本上就是包容别人的。我们后来讲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把各种思想都揉进去了。秦汉之后儒学思想的发展,也基本上都把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想融合进来了。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无疑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但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作为当代中国立国的原则,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这里边就面临一系列的困境。从学理方面,我们应该进行更多地探讨,以找出双方之间实现合理嫁接的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