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儒家伦理能适应现代生活吗?

历史发展有它的奇妙性,差不多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从经济独立、人格独立、信仰独立、妇女解放等诸多层面论证儒家伦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合。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兜兜转转,我们又开始重新审视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值此历史当口,回顾儒家思想在现代史上受到的种种争议,探讨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激烈反传统”并没有颠覆儒家伦理在民国时期社会中的主导作用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最开始叫《青年杂志》)。《新青年》创刊标志着近代西方思想传到中国之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困惑。《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很多思想发展的方向,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虽然后来大家研究的结果是“全盘反传统”的说法有点过——就是,陈独秀等人确实认为儒家伦理和现代生活是不相吻合的。这种思想随后影响了中国社会近一百年,但可以说在当时就显现了它的极端激进性,因为很快它就迎来了一个直接性的反扑,或者说“反正”——就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当中,新儒家产生了。

新儒家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的路径,即儒家思想、儒家伦理,和现代生活并不完全冲突。最早像梁漱溟的解释,包括再往前一点梁启超的解释,其实都是在证明,儒家思想并不是像从谭嗣同以来,一直到陈独秀等人所作出的、“很恶劣”的解释,即把儒家看得一无是处。随后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开始慢慢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1949年之前,儒家思想和伦理在中国社会变迁中依然具有主导性,并没有真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激烈的反传统”,而使它颠覆掉。这种现实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底层,包括精英层面,一直在寻找另外一种更加理性主义的探讨。像胡适很早提出的路径,就是要寻找中西文明沟通的内在架构,寻找它们同构性的一些因素。因此,民国时期思想家的争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理性主义其实并不排斥儒家和传统。胡适讲,除了儒家思想之外,我们更应该注意发现非儒因素、非儒思想。非儒学派的复兴,同样标志着我们希望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与西方文明更多的同构关系。

另外,从当时中国的底层社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民国时期,底层社会对儒家伦理的遵守和信仰依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梁漱溟在山东所做的乡村建设试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尝试用儒家的思想、儒家的伦理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变革。

这是梁漱溟的一种想法,即在儒家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如何嫁接西方近代文明。团体主义、集体生活、科学因素都应该引进过来,但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则是不允许打破的。当然,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梁漱溟并没有看到后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所以我们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社会伦理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而发生颠覆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