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儒家伦理能适应现代生活吗?（3）

儒家存在“进取性不足”的问题,但对社会的建构和稳定持续有着独特的作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儒家思想就有一些非常负面的解读,比如三纲五常。而无论是三纲五常也好,儒家思想中其他比较负面的因素也好,比如家庭本位等,经过后来新儒家的一种转化或者说重新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也有自身可取性的一面。比如我们去读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演讲,里面就对三纲五常有新的解读。三纲五常中最负面的东西——当然是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走出帝制、进入民主现代国家之后——君为臣纲,我们看孙中山的解读:君主不在了,但是国家存在,那这句话就不是说要君为臣纲,而是使国家成为一个被忠于的对象。这种对儒家思想的解读方式,对我们当代社会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再如儒家思想中讲的君子人格,这一点我觉得无论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传统的中国社会,现代的社会,还是未来的后工业化社会,做君子、培养君子人格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和谐也是这样。儒家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追求社会和谐、天人合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设计了一种天、人对应的差等秩序,一直到后来,中国实际的社会形态中都是这样一种等级制度。我觉得,一个等级制度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因为真正的等级制度恰恰是承认了人人平等原则,而虚假的人人平等,实际上并不能反映人类历史和社会的真相。儒家伦理中体现的,只有一种有差等的社会才有合理性的思想,可能会对未来社会的构建起到一种正面的功能和作用。

回到最初。其实中国历史只是最近一百年才走得比较特殊一点,一百年之前,我们看中国历史,秦汉以后的历史一直走得很稳健。传统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在西汉初年基本就全部解决了。儒家的问题大概在于,它没有办法帮助人民和社会去更多地“进取”,但在一个社会的建构上,在社会稳定的延续上,却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在近代西方问题开始刺激中国之后,中国文明的走向发生了一系列的偏差,但一百多年走过来,历史好像走了一个大轮回。明年就是新文化运动发起100周年,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那时起在中国饱受争议,而近年来对传统的呼唤、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足以使我们相信,儒家文明在中国经济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民族振兴稳步迈进的大背景下,会获得一次真正的新生,并为未来中国的和谐、稳定、美好,贡献出一份独特的思想资源。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