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2)

北京: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2)

摘要:提出法治化已有30多年了,但从党员干部到普通公民,养成法治的行为习惯,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改革和法治的二者关系,孰重孰轻,一清二楚。依法治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略,改革要于法有据,必须自觉把法治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有人认为,改革于法有据有损党的领导。这是错误的片面的认识

有人认为,如果改革要于法有据,如果依法治国让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显然有损党的伟大的、光辉的形象。此说谬矣。必须看到,宪法和法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中国共产党遵守自己和人民制定出来的宪法和法律,这有什么丢脸的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一再申明,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那种以为党是伟大的、光辉的,就可以不“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可以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当今时代,只有强调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思维,使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并自觉地加以实践,才能真正体现党的伟大和光辉。

有人认为,法律的条条框框阻挡和延缓改革,主张“改革要上路,法律先让路”。这也是片面的认识

当代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法治精神、法治思维的指引下,运用法治的方式推进。具体地说,党和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寻求法律的根据,寻求立法的程序,寻求法律解决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依法治国,才能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然而,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要打破陈规旧俗,改革要开拓创新,改革要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与分配,要对原有体制机制实行重新构建。因此,有人认为,法律的条条框框阻挡和延缓了改革,是改革的“绊脚石”、“铁镣铐”;有的人甚至说,“改革要上路,法律先让路”,“不突破法律,就没有创新”,主张改革不能受制于法律和法治,而必须突破法律和法治。有人甚至举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例子,说明我们的改革就是一个违法式的改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样。比如,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搞“大包干”,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才闯出了中国农村改革之路,带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还有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就是冲破旧的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的束缚,“杀出一条血路”,从而开创发展了改革新局面。据此说明,改革的起步与推行,不可能等到事先建立了有利于改革的法律制度,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恰恰需要改革予以推动。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能说明当时中国处于改革的第一阶段。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上,没有什么法律可言,有法律的话,大部分也是旧法,起阻碍作用、不能用。所以,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赶快补上法律缺口的课,通过改革实践,大量立法,建立健全我们的法律制度,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中国进入了改革的第二阶段,即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到2010年底时,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现在,国家总体上已进入了法治时代,“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解决,必须解决的则是“有法必依”的问题。改革创新发展的各项工作,基本上也都有了法律的依据,这就是“改革要于法有据”的深刻含义。因此,如果说过去是“先改革、后立法,以改革推进法治”;那么现在应该是“先立法、后改革,以法治推进改革”。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要告别“改革推进法治”,走向“法治推进改革”,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责任编辑:刘婧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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