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2）

当代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在法治精神、法治思维的指引下，运用法治的方式推进。具体地说，党和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寻求法律的根据，寻求立法的程序，寻求法律解决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依法治国，才能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然而，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要打破陈规旧俗，改革要开拓创新，改革要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与分配，要对原有体制机制实行重新构建。因此，有人认为，法律的条条框框阻挡和延缓了改革，是改革的“绊脚石”、“铁镣铐”；有的人甚至说，“改革要上路，法律先让路”，“不突破法律，就没有创新”，主张改革不能受制于法律和法治，而必须突破法律和法治。有人甚至举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例子，说明我们的改革就是一个违法式的改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那样。比如，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搞“大包干”，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才闯出了中国农村改革之路，带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还有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就是冲破旧的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的束缚，“杀出一条血路”，从而开创发展了改革新局面。据此说明，改革的起步与推行，不可能等到事先建立了有利于改革的法律制度，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恰恰需要改革予以推动。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能说明当时中国处于改革的第一阶段。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上，没有什么法律可言，有法律的话，大部分也是旧法，起阻碍作用、不能用。所以，邓小平强调要通过改革赶快补上法律缺口的课，通过改革实践，大量立法，建立健全我们的法律制度，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中国进入了改革的第二阶段，即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到2010年底时，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现在，国家总体上已进入了法治时代，“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解决，必须解决的则是“有法必依”的问题。改革创新发展的各项工作，基本上也都有了法律的依据，这就是“改革要于法有据”的深刻含义。因此，如果说过去是“先改革、后立法，以改革推进法治”；那么现在应该是“先立法、后改革，以法治推进改革”。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要告别“改革推进法治”，走向“法治推进改革”，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有人觉得，运用依法治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虽然好，但压抑了改革的创新性，怎么办？

有人觉得，运用依法治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虽然好，但改革事事都要找法律依据，都要立法，岂不耗费时间，耽误了改革怎么办？中国有一些老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工”，“欲速则不达”。违法行事，表面上速度快，但是后遗症严重，成本太高，后果更不堪设想。按法治改革，可能时间拖延一些，但不会出现失误，不会折腾，因而会更快些，更顺畅些。

有人觉得，运用依法治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虽然好，但如果改革的法律依据找不到怎么办？首先，如上所述，现在法律体系已经建立形成，改革的法律依据基本都能找到。其次，改革要于法有据，就是在大的法律框架下、范围内，寻求相适用的法律依据，而不能与现有的法律相冲突。再次，实在找不到的，当然就要走先行立法的程序，待到法律通过了，才能实施改革措施。

有人觉得，运用依法治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虽然好，但改革都要寻求法律的根据，寻求立法的程序，寻求法律解决的方法，还要不要改革的创新性，如果压抑了改革的创新性怎么办？我们不应简单地把改革的创新性与依法治国和法治化对立起来。改革需要创新，这在任何时候都少不了，而改革创新寻求法律的依据，甚至为此制定新的法律，这本身也是在创新。所以，依法治国并没有影响改革的创新，而是推动和保障着改革的创新。同样的，改革创新需要法治支持，它也可以反过来推动法治的创新发展。这就把改革的创新和法治的创新结合起来。

总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就一定能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健康、有序、高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