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收受礼金罪”拉低反腐高压线（3）

新增“收受礼金罪”是反腐毫不留情

权力寻租是官场腐败的主要特征，而受贿就是权力寻租的表现形式。在法律层面，《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然而，权力寻租不像其他市场交易，并不是发生在官员身上的每次收礼行为，都直接对应着“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事实。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官员经常以“礼尚往来”为由为实际上的受贿行为辩护。

尽管不知道有多少贪官钻了这个法律空子而脱罪或减轻处罚，但对受贿罪的认定，出台进一步的司法解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收受礼金罪”列入《刑法》的新罪名，那就是对官场腐败的毫不留情，体现了快刀斩乱麻的决心。

因为“收受礼金罪”涉及礼尚往来，乍看“收受礼金罪”有点矫枉过正。因为官员也是人，正常适度的礼尚往来非但无可非议，而且是亲朋好友融洽关系、交流感情、和睦共处的有效渠道。因此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一些官员以“礼尚往来”为由为实际上的受贿行为辩护，即使最终纳入受贿罪，也是根据数量上的非同寻常，以及同时存在的利益输送认定的。事实上，对于手中握有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所谓的“礼尚往来”，很可能逾越本意而出现偏差，形成实际上的权钱交易。

所谓“礼尚往来”，对普通人来说，“来”的是他人的私人利益，“往”的是自己的私人利益；对官员来说，可能就“来”的是他人的私人利益，“往”的却是国家的公共利益。但在表现形式上，“来”与“往”不一定及时对应。如此，就让礼尚往来和权钱交易，在某个事实和时间节点上难以区分。因此也让一些官员经常以“礼尚往来”为由为实际上的受贿行为辩护。

然而，无论普通人还是官员，收了这份礼，就存了这份人情，至于回报也各不相同。给官员送礼，在形式上很可能就像礼尚往来，而官员对此的回报，无论当场或今后，因为手中握有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因而很容易把利益输送表现的像正常的政府行为。如果把反腐败延伸到预防腐败的思路，杜绝官员的这种“礼尚往来”，既是防止权力腐败，也是保护干部。因为，不管有意无意，权力的蜕变，官员的堕落，都是在这潭泥淖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或许，刚开始还真认为礼尚往来，而当尝到了甜头，就欲罢不能了。更严重的是，当这种权钱交易成为某种潜规则时，后来者就会主动追逐，争相效仿。　

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礼尚往来”或入刑，并非矫枉过正下的一刀切。其意义除了用以彻底清算贪官的罪行，更重要的是给国家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从而让他们加强自律，抵御各种金钱的诱惑。这就是在彰显反腐毫不留情的同时，以更紧密的法网，筑起一道反腐败的防线。　

“收受礼金罪”也是对干部的保护

人情社会、礼尚往来，习以为常。节假日、红白事，亲朋戚友相互走动，送个礼、给个红包，无可厚非。礼重礼轻、钱多钱少，视乎亲近程度、个人能力与当地行情。民间意义的收礼，没有什么危害，一旦时空转换、身份变化，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手握一定公权力的党员干部身上，情况就微妙得多。

非联络亲情、礼尚往来的授受礼金、礼物，具有非常鲜明的“三高”特征：高单向度——以职级高低、权力大小为序，由低向高，由小向大，单向流动，有来无往；高额度——礼金额度明显超出民间礼尚往来的范畴，一次活动收百万礼金亦非神话；高替代度——贪污受贿，犯罪界线明晰，收受礼金、礼物戴上“情”的帽子，穿上“情”的马甲，则具有高度迷惑性，收者往往心安理得。是以，即便三令五申，多半置若罔闻，这从近年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得见。拟设“收受礼金罪”实属反腐亟需、时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