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收受礼金罪”拉低反腐高压线（4）

特殊群体，特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入罪，实为对公权力洁净之要求。作为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把对法律、道德和规范的忠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任何与忠于职守相冲突、与公共利益相违背的个人利益都必须回避，更不能不恰当地利用权力谋求任何个人利益。这是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应成为从政共识。与此同时，高标准、严要求，防微杜渐，也是对党员干部的保护。这决非矫情表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哪位贪官的腐败，不是从“一”开始？一件礼物、一个红包、一笔感谢费……打开敛财胃口、心理缺口，慢慢地就刹不住车、收不住手，“青蛙”就被温度缓缓升高的“温水”煮死。“要是第一次伸手就有人监督，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许多落马贪官都作如此忏悔，说明什么？若将收受礼金入罪，就是在管你的“第一次伸手”，保证你廉洁从政，保护你的安全。

在一个尚礼的国度，“收受礼金罪”推行起来可能存在诸多困境，譬如厘清礼与贿、情与法的边界就非易事。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是犯罪，那么，给他们送厚礼的人是否有罪？授受同罪在法理上不存在障碍，没有送就没有收，收礼者违反法律与道德，出于个人利益的送礼者也一样。必须承认，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可作佐证的是，法律也规定行贿与受贿同罪，但在实操中，行贿者往往没有受到与受贿者同等的惩罚。

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礼物行为，仅有一条“收受礼金罪”还不够。从可操作角度审视，法律之外，我们还需要一套更为详尽的行为规范。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请客吃饭、收送一些小礼乃人之常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食人间烟火恐怕也不现实。因此，有必要出台道德规范，对小礼物的范围、价值、来源等作出明确指引，在法律之内，兼顾人情。

切莫让“收受礼金罪”偏离本意

拟设置收受礼金罪的用意很明显，是为了弥补受贿罪在惩治贪腐方面的不足。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意味着，除非是“索贿”，官员其他的收受财物的行为必须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件才构成受贿罪。因此，官员单纯收受礼金的行为并不构成受贿罪，只是视情节轻重有可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一般而言，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有两种。其一是“收钱办事”，即现行刑法中的“受贿”；其二是收了钱暂时不办事，以后“相机行事”。不少人逢年过节或遇有红白喜事等就给官员送礼，属于长期的“感情投资”，未必马上就有求于官员，但一定是有所图谋的，带有“期货”性质。这类“礼尚往来”同样属于权钱交易，其危害性绝对不容小觑。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官员经常以“礼尚往来”为由为实际上的受贿行为辩护。但我们都知道，所谓“礼尚往来”只是一种狡辩。如若官员不是身居要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礼尚往来”。换言之，现实中很多“礼尚往来”都是冲着官员的位置去的，是对官员职务行为的收买。多数情况下官员收受礼金，无论是否为送礼人谋取利益，其性质与受贿并无二致。

刑法拟增设收受礼金罪，将“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收受财物行为纳入法律制裁范围，确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仔细推敲，又有某种叠床架屋的感觉。明明知道很多“礼尚往来”属于行贿受贿行为，却不能以行贿受贿罪制裁，而需要另设罪名，这本身就造就遗憾。

早有法学界专家指出，现行刑法中的受贿罪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值得商榷。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受贿罪的认定上都没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正因为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限制性条件过多，才导致“礼尚往来”等较为隐蔽的受贿行为屡屡逃脱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