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首晒5.2亿元“红包”背后是什么? （3）

强化“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整治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暴露出了各地情况的差异和一些不足。记者在目前公开的30余个省区市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中看到，仅有5个地方晒出了上交“红包”的金额，其余地方只是晒出了上交人数，违规细节鲜有提及。

蔡志强认为，仍有一些部门在公开“红包”数量和人数上有所遮掩、避重就轻。从党务公开的角度，党员应该及时向组织公开，组织应该向社会公开，保证作风建设有效性，向社会公开之后，还会形成一定约束。“落实制度和政策要不打折扣。”他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一些地方在反腐信息公布上遮遮掩掩，中央层面可及时跟进政策要求，将“红包”治理常态化。在强化干部“不敢腐”观念的同时，向“不能腐”“不想腐”迈进。

蔡志强表示，从清单上看，各地情况差异较大，这与有关部门的判断和执行标准不同有关。从当前的形势看，不排除一部分人存侥幸心理不上交“红包”，也有一些人上交的原因是迫于一时压力。

如何改变乃至消除长期存在的官场“红包”现象和“红包”文化?蔡志强认为，一要有明确制度约束，有严格的追究机制，应该完善党的纪律和相关法规，把收受“红包”视同违纪;二是制度设置要科学，具体执行必须严格。

此外，不少专家认为，将收受“红包”入刑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收红包就是受贿，送红包就是行贿，尤其是一些企事业单位，更加应该明确。”任建明说。他建议，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进一步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范畴。“要从根本上遏制‘办事就要给人好处’的风气，让权力真正得到监督，改变部门、岗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任建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