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今的中国而言,战略机遇期并不是静态观察的结果,也不再是环境演变结果的单向施加。我们自己就已经是战略机遇的因素,不仅是影响世界战略走势的因素,也是我们自身战略机遇的因素。我们的外交从意识形态外交方略转为互利合作的外交方略,近年又转为主动经营的地缘政治外交方略,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衡的外交,转为利益广泛互补的结合性外交。我们的内政,从意识形态经济,到遵循经济规律的经济,再到克服唯经济建设(GDP主义)的新常态经济,都在表明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和经营上不断走向从容与淡定,耕耘战略机遇的手法也愈加细腻和深入了。
在当前和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战略机遇的核心因素是地缘政治,而核心中的核心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中国应对此战略的战略。美国从利益攸关方概念,到两国集团(G2)概念,再到亚洲再平衡概念,不断修正对中国的战略。中国也从政治区隔经济融合概念,到一条船概念,再到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不断摸索对美战略。中美战略的相互修正注定不会一帆风顺,邓小平对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的判断,至今仍没有实质性变化。
对此,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管控中美战略分歧的有效概念,这种关系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相互适应,并且应切实在战略层次赋予其饱满的内涵。只要中美共同捍卫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彼此扩充相互的战略需求,不奉行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的破坏性战术,中美就会走上良性循环的战略正反馈之路。
战略思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自身的认识和定位问题。最关键的认识和定位便是:中国是不是战略国家?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中国人口多,版图大,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自然是战略国家。印度与中国人口相当,加拿大、澳大利亚与中国版图相当,但很难说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战略国家。新加坡、以色列、土耳其并不是定义中的大国,但却是真正的战略国家。战略国家从低端说要有战略棋子的价值,自觉作为战略棋子在活动,并追求战略价值的最大化;从高端说要有战略推手和战略施加的意愿和能力;从中间层面说,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会引发全球的战略连锁反应。无论从低端还是中间还是高端来说,中国都已经是一个战略国家,只是我们对自己已成为战略国家的意识还不够自觉。中国影响国际市场的能力以及中国市场本身就构成巨大影响因子的能力,中国在各种指标上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能力,中国拉动亚洲整体走向经济繁荣的能力,中国撬动非洲、中南美洲的能力,中国带动中亚接应经济全球化的能力,这些都是一个正在走向战略国家的标志。如今,中国的身影出现在哪里,哪里就自然成为全球各种势力的聚焦点和争夺点,哪里就会成为利益的中心和争夺利益的中心。这是中国已成为战略国家的最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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