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个方面释放大国消费红利 （2）

二、制约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主要因素是体制机制障碍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无论是从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我们都必须将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但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还存在着诸多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消费供给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间，大国消费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总体来看，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收入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消费需求随着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当前，制约我国释放大国消费红利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二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51．1％下降到2013年的44．7％，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同时，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向少部分高收入群体集中，导致个人财富的“马太效应”被放大，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造成消费总需求的不足。

第二，政府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的提升。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与消费预期密切相关，稳定的消费预期能够有效地拉动消费总量。当前，由于我国对基础性公共产品投入相对滞后，导致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增加。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离预期还有较远距离，使得广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形式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新增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人群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就业保障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使得“没钱消费”与“不敢消费”状况并存。

第三，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居民消费环境的改善。良好的社会信用与消费监管体系是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红利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频繁出现的“烂果门”、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弊端。企业信用评估不规范、评估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信用管理呈现多头管理、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还十分突出。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恶意骗取贷款或多头开立账户等事件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风险，使其“惜贷”或“不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

第四，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阻碍了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有效的消费供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消费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信息服务、家政服务业等领域，尽管新一届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相关产业的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讲，民营资本在进入一些服务领域和选择投资项目时还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实行针对某些商品的市场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市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利于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