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崛起的若干历史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2）

二、美国面对崛起困境采取的改革措施

面对国内外诸多难题，美国公众感到迷茫，为何美国崛起过程中产生的是社会不稳定而不是稳定？理想与现实之间为何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反差?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使美国政府和公众清醒意识到，国家快速崛起必然会带来种种不适应，因而需要必要的改革，否则必然会让人们逐步丧失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信心。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社会各阶层形成广泛的共识，必须消除那些容易滋生极端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必须通过完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来逐步解决和克服美国崛起过程中的种种危机。

（一）在政治领域，美国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制度改革

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框架依旧存在，但是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力开始日益集中，大规模的社会与经济变革正在扩大美国生活的范围，导致了不和谐的经济混乱和激烈的政治冲突。这些变化要求美国联邦行政部门做出更快和更有效的反应，进行有效的管制。没有政府管制就没有市场经济，有效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有效的监管之上的。美国联邦行政部门的财政预算和人员规模开始显著增加。与1900年相比，1914年服务于联邦行政部门的人员已达到292000人，增加了2倍多，联邦财政收支从4亿多美元增加到7亿多美元。联邦立法部门的改革更加强调议员的代表性，联邦参议员从各州议会选举改为各州选民直选，众议员的选区也作了调整。国会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诸如降低议长的权力，加强常设委员会等，目的是使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都能在国会得到倾听，其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表达。

美国通过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强监督执行法律规章的独立机构来防止腐败。国会相继通过了诸如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等一系列防止腐败的法律，建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等起诉公共腐败行为的联邦刑事机构，来保证政府遵循高度透明性、强烈责任感和权力限制原则，以此抑制腐败。至1914年前后，美国腐败指数已经降低到0.16的最低水平。

（二）在经济领域，美国联邦政府意识到，绝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团体控制其他所有人的命运

必须对贪婪的资本主义及其对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进行“刹车”。如同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言：“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任何单个利益，而是为了作为整体的国家利益服务。”联邦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充当公正裁判的角色，根据普遍的民意倾向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相互冲突中采取适度的平衡规范原则，最突出的举措就是美国开始认真执行反托拉斯法。1890年美国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最初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1890—1900年间，法院只受理了17起反垄断案件。但是随着社会呼声日益强烈，联邦政府开始强化反垄断法的实施。1901—1912年间，美国发起了94起反垄断案件调查。依据反托拉斯法，美孚石油公司、北方证劵公司等一批垄断企业被拆散。《食品和药物纯净法案》和《肉类产品监督法案》等涉及民众生命与健康的法律相继出台。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许多案件的判决开始顾及社会的呼声，在维护私人产权和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利方面寻求平衡，并努力使其判决适应现代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时代问题。

（三）在道德层面，自由主义思想虽仍是美国的底色，但是美国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

美国哲学家杜威认为：“自由总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问题。”政治学家克罗利认为：“真正有益的和标准化的民主目的是要让民主组织机构能够代表个人成就和社会进步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自由或权利平等。”过度地忠实于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民主。放任自由的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人而运行，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需要用社会责任意识来平衡个人主义。这种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

（四）在外部事务处理方面，美国认识到，避免同世界主导性大国发生直接冲突是十分重要的

“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对外行为保持了相当的克制。美国外交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拓展本国的商业利益上。根据自身核心利益的需要，美国将国防建设的重心放在海军建设上。从1904年开始，除个别年份之外，美国海军的财政开支一直超过陆军。对于当时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尽力避免直接介入。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事务时，美国也开始调整政策，通过加强贸易往来、直接投资的方式来促进同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减轻周边国家的疑虑，使美洲逐渐变成美国稳固的战略基础和支撑，保证美国的崛起始终在相对较为充裕的安全环境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