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3）

下面一个就是依法决策，实际上就涉及到法治政府建设。十八大之后多次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各项工作都必须依法、都必须遵守宪法、必须遵守法治原则，也包括各项改革。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也就是1978年之后形成一个惯例就是，各项工作可以先行先试，法律法规都跟上，可以做出一个行政决策，这个决策可能与当时的法律法规相背的或者直接抵触的，没有问题你可以先行先试。

现在这个已经不作为共识了，现在就是任何一项决策，包括改革的重大举措都必须依法依规。换句话说，你如果想推行一项新的举措，而他与现行的法律法规违背，你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立法，就是全国人大委员会立法，修改下面的法律后才可以制定行政决策，才可以做出行政行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总书记特别提的，我觉得这个也更加贴近，刚开始我们讲到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就是“法”是最大的，而不是还有其他的人或者工作可以被置于法治之上。如果把改革放在法律之上就不是真的法治了，法治本身是中性的，法立得好，司法公平、执法严格是有利于改革的。所以法治本身会构成一个障碍，但实际上你要提出任何改革都必须依法依规，实际上是更高的一个理念，所以是法学界非常非常赞同的。

依法决策就是这样，他具体的内容可以包括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等。

公众参与。我们在北京社科院，包括咱们市里的四个班子，包括区县委办局有一些合作，公众参与，实际上我们从2010年就开始做公共听证这方面的研究，也被一些实际的部门采纳，它就是一个重要的程序。现在你要做出一个行政决策，比如采取一个行政行为，如果它足够重大，那应该先有公众参与，应该先有听证，这个听证当然在国内是有很多争议，因为大家一讲到听证就会说这是一个听证秀，只是走一个过场、走一个形式，大家可以举很多例子。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大城市或中等城市都出现过这种丑闻——专业的听证户。一个老人家每个听证都有他，每个听证他都是闭幕养神，每个听证会最后都是无一例外地得到所有与会者的拥护、所有都通过，这是有问题的。而且我觉得在现在信息这么公开的情况下，不可能持续的，所以要有真正的公众参与、公众听证。

我们当时做的一些相关工作，因为这个听证程序是从国外引进的，在引进的过程当中出现很多问题，就是画虎不成反为犬，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澄清，也做了很多调研，这个方面实际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对策，包括一些改进措施，这个从2010年到现在很多都已得到了像市人大杜德印主任，还有其他一些主管立法的副主任及其他领导同志的批示，包括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的批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方向，这个也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国家治理而不是管理。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核心的政府部门我们来通过内部决策就可以推行一个行政决策或者是做出一个行政行为，而是要经过公众的参与，这样实际上权责也是分散的，而且我们在研究当中把公众参与作为细化部分。现在公众参与大家还是听取意见式的，比如说我是政府部门，我还是高高在上的，我请一些相关的人事，以及各个行业协会的推荐人，或者是市人大、市政协派出一些代表等来参加，我们来听取你们的意见，意见提了，听不听、采纳不采纳那是我的事，这个是以前的比较旧的一种管理理念。

现在新的治理理念是，他们到这里来不是简单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是公共决策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表达的意见和诉求是有法律效力的，应该记录在案，应该在行政决策的过程当中被充分考虑，也就是该采纳采纳，该驳回驳回。实际上这是一种现代治理理念的体现，就是公众参与。包括比如什么人可以代表哪个群体来参加这个公共听证，这个实际上都有一些严格要求的。

专家论证。依法决策另外一个就是专家论证，相对中立的专家参与论证，具有相关的专业资质等。风险评估。现在也关注到一点，现在实际上我们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把权责更科学合理地进行分担，现在很多事情政府都已经不去亲自抓了，他是一种第三方比较有专业资质的、相对公正、相对中立的第三方来承担这种评估。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关注20号，也就是四中全会召开那一天，媒体有大篇幅报道，就是财政部和科技部共同发文，对科研经费，当然主要关注是理工科，经费使用包括立项、结项等等做出新的规定，就是科技部不再像以前那样管得那么宽、那么死、那么严，而是比如课题的申报可以让第三方来处理，他实际上就会相对宽松。不像以前我是事无巨细，全是我管，最后的责任由我来承担，实际上都是放开。

我在参加其他一些社会科学治理的两管内部研讨会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这个也需要用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评估，包括负责招标等等，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等等。

下一个就是合法性审查。这个合法性审查是这样，我觉得各位领导可能关注到一点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提出的也有和法治相关的，有一点，要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法律顾问制度是这样，这个被写入全会的决定还是第一次。三中全会的时候，实际上我从02年回国，甚至在回国之前，这项建议就不断地在相关场合通过相关的渠道提过，现在大家有误解，包括看一下媒体有相关的结果实际上都是有偏差的。

比如在媒体发表文章解读那一条的主要都是律师，当然也有一些法律学者，律师当然很高兴，我同级的政府部门就聘请我当法律顾问，所以从那个角度说律师应该发挥作用。实际上我提那一条是基于我的一个体会，和律师那个完全无关的。我当时提那一条是这样，因为02年的时候亚太地区有一个叫法治研讨会，每个国家或者地区有两个代表，我是做了咱们中国的代表。美方的代表，一个是我的导师，我的法律是在美国学的，哈佛大学学的，我的导师是一个资深的法学家，他是美方的一个代表。另外一个代表是白宫的法律顾问，实际就是总统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一起一个星期的时间，有研讨会、有学术交流。包括我其他的一些经历，比如我在美国做过律师，我的合伙人今天是我的合伙人，但明天可能就是美国陆军的总法律顾问，他不是兼职的法律顾问，他是专职的。他可以穿上军装，比如负责军事法庭或者其他纠纷的处理，这就是一个实际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