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许传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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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几个不同的渠道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议稿的部分起草。我今天的汇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简要的背景；第二个部分，全会的主要内容；第三个部分，相关的要点。

一、十八届四中全会简要背景

大家知道，一般而言全会是每一届政治局召集的，基本上每年一次，五年内一般是七次。如果看一下历届全会的主题一般是这样的：一中全会，主要是党的人事安排。二中全会，确定国家机构领导人的名单。三中全会，一般是改革，尤其是1978年之后是关于国家发展经济建设重大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惯例。四中全会，通常是党建。从组织部角度，那就是党建、干部和人才，所以党建是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届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法治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五中全会，一般是国民经济规划；六中全会，主题一般不固定；七中全会，一般就是人事安排等，承上启下的会。所以，四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如果是党建，是一个重要的全会。如果像现在这次是依法治国、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这更引人关注。所以，中外媒体都非常关注这次全会。

关于历年四中全年的主题。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主题是农业发展，1985年是五年计划“七五计划”的建议；1999年是国企改革，这是经济的主题。而1994年之后基本上形成一个惯例，就是党建主题，十四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建设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是新形势下的党建问题。

今年的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是第一次。这次会议实际上从三中全会结束甚至之前就已经有准备，包括法学界通过不同的渠道以及各个不同的跟法治相关的机构，包括军方，由中央政法委牵头，汇集各方面的建议稿，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法学界和其他相关界别已经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基本上在我国、在中央是延续了这样一个轨迹和路线。

1978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十六字方针”，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个在各个层面应该是奉为圭皋的，人们将其作为重要原则来引用和遵循。

1997年十五大，就是依法治国，这是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期间确立的基本方略，正式把它作为我们治国方略。

2002年十六大，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为目标写入报告，并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2007年十七大，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前面“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国家”，从法律人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词语的变化。我们已经知道法制是“刀制”，多少年以前我们讲的是法制，讲“十六字方针”还是这个时代；依法治国开始使用“水治”。制度是被人应用的，从法律界的角度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上面还是有一个更高的阶层。如果是治理的治、法治的治就涉及到相对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真的是法律原则。“依法治国”在法律界看来还和法治有区别，依法治国是前一步，法治国家还是更高的境界，真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的是由法律来管理社会。大家也关注到“治”——治理，现在这个“治”成为一个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管理、社会管理改为治理，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治理是更平等的、多元参与的。而且它不是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而是以协商为特征的。所以，这个法治的“治”和“治理”，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治国理念的变化。我昨天下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开会，我们也讲到“治”的变化。所以，法治对于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变迁。大家看到，十二大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现在基本上采用混搭的风格，我们又提依法治国、又提法治。严格意义上来讲“法治”是大家更看中的一个更高的理念，而“依法治国”还有一个“谁依法、谁治国”的问题。如果是“法治”，就是说最高的权威在于法律，不论是哪一级领导人都要遵守法律，所以是另外一种层面的治国理政的方式，是比较接近人类社会摸索出来的的“法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