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6）

我讲几句话，第一句话，韩非子的一句话，这是总书记最近经常提的，“奉法者强则国强”。要尊法，用法来管理自己、管理自身，才能够强国富民，韩非子看到了法律手段合理性。西方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但是从韩非子到现在过了多少年，我们一直没有做好，是不是四中全会能够有质的改变，我觉得还是相对乐观的。

四中全会要对中国社会做一个转型，这个转型我们在香港、新加坡已经看到了。香港以前也是如此，我的导师是西方世界最早研究新中国的法律专家，六几年的时候他是哈佛研究院的副院长，他要去香港，因为他到不了中国大陆，他到香港研究，比如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的移民。导师也是周恩来先生的好朋友，是第一个到中国的国外律师，我后来一个访谈文章还特别披露了，他做了很多大事，其中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是他的建议。他当时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是在一起，都在那个小城，在剑桥，他组了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请一些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搞了一个专家小组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写了一页纸的建议，建议尼克松总统派遣信任的适当的代表秘密访华，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也是必须的，他之前对中国有了解，是非常友好的人士。这张纸给了基辛格，基辛格原来是他的同事，都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刚刚被任命为尼克松的助理，基辛格向尼克松提建议，促成了此事。

我刚才讲的一个例子，说的比较远，我再拉回来。他的一个经历，他当时在香港租了一个地方，要装电话，他就必须给相关人员送红包，要不然就会很慢，那个时候香港就非常腐败了，全都是这么办事的。香港后来又一个剧变，廉政公署等等，向法治社会转向。这跟文化传统有关系，文化传统可能以前讲人情、包括送红包等，香港和咱们是同样的传统文化，新加坡也受这个影响，实际上都有一个转变。所以从人治，从人情社会，转变为法治社会，不是不可能，前面有一些先例。现在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我们建设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这三位一体，这是让大家有期待的。下面还有一连串的跟进，还有一些强有力的推动，四中全会就提出遵守法律、依法办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跨越性的。

下面讲一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从外部的表面上很难判断，和行政领导干部相关比较多的就是决策，比如，决策过程当中你提出的建议，包括发表的意见，是不是考虑到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不是合理地尊重了相关人或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按照国外的处理，虽然还没有进入到最后决策的过程，还没有拆或者不拆，还没有到具体的行政行为。但是如果他违背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哪怕是一个意见表达，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都有可能由此引起公愤或者自己有失职，这是国外比较极端的例子。

像举极端的例子，大家都很熟的，因为其他的例子也不好举，比如说“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权力相关者是有自己的权力的，不可能是全部由你来独揽，所以这种话是可以用法律思维来衡量的，而且会有严重后果。

法治思维不是说你怎么想的问题，实际上也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因为这个言语不慎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思维的表现是语言，也可能是行为，但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对领导干部衡量的一个硬性标准，是值得关注的。

关键要落实，如何落实呢？比如说在决策之前，我们提议要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做这种处理，可以保证在这方面不出问题或者少出问题。法治方式也是这样，法治方式也需要对法律、法规有扎实的了解，包括有一些具体运行的环节，先发文，而且发文要注意时间点，比如，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发文的时间假设是10月24日，10月24日之后的事情按照新的文来处理，这个文本身可能是符合规定，不违法的，但是因为之前的按照老办法，所以有的时候又回溯到过去了。法治方式实际上也落实到一些细节，我们也接到很多咨询，比如这种细节怎么样处理，也比较讲究，我可能回头会用案例的方式做总结。

我们的文件里以前提法治方式，现在提依法办事能力，这渐渐成了考察干部的具体要求，而且以后会改进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各级领导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会有指标，具体出台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