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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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无需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而是应该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参照西方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从文化变迁的“堕距理论”看，精神文化变迁必然有一个滞后期，尤其对剧烈的经济社会变化必然有一个认识和总结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格局中，文化是对应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的概念，特指的是精神文化部分。精神文化又可分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和人类社会的精神共识，前者是一个国家实现社会整合、凝聚人心的精神结构，后者则是构成人类社会必须具有的、也即人们常说的民族精神家园。两者在人类学上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亦可简单划分为官方和民间双系的精神架构。正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相互作用关系，作为精神文化的意识体系总是根植于物质文化基础之上并形成反作用力，两者的协调统一，才是个人和社会良好生存和运行的必要前提。

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呼唤

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一种新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对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和总体文化变迁而确立的。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农业文明时代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十六世纪后突然停滞不前，留下了所谓的“李约瑟之迷”。面对汹涌澎湃的工业文明，先辈们惊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有些手足无措。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艰难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全力加速，形成世界罕见的三十多年持续高速发展，给世界留下了难解的“中国奇迹”迷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上半年访问欧洲时作了“地大、人勤、家底厚（文明积淀）”的回答。面对未来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给出了具体的改革路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中国梦”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过去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得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人能够否定，但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上却显得有些底气不足，理论自信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吴敬琏先生曾指出，深化改革面临着意识形态中的苏联模式障碍、特殊既得利益群体障碍和旧体制所造成的障碍，在这三大障碍中，意识形态障碍排第一位，在国内外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再看一看社会现实反映出的问题：新疆的暴恐事件总是和极端宗教思想相关联，内地的“邪教”也在各地时而沉渣泛起；农村老人不断出现“平静自杀”，城市大妈声称“跳的不是舞而是寂寞”；农村和城市在自然和人文两个层面上，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空心化”和“荒漠化”；一些高知、大官在求神拜佛，风水易经加“仁布其”成为时尚话题；在我们欢呼中国崛起和“中国奇迹”的时候，“裸官”和移民潮现象却也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如此等等。这些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吃肉加骂娘”所能够概括的了。

其实，放在大文化层面上来分析，这些问题都不难解释。大文化指的是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体构成，表达的是人类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下的生存状态及其发展变迁。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变迁有一个“堕距理论”，认为三种文化紧密相关，但变化速率是不一样的。物质文化作为最活跃和表层的因素，总是率先发生变化，带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变化，后两者又不断制约和影响前者的变化，三种文化构成一直不断地在“失衡－趋衡-再失衡-再趋衡”中动态整合，从而促使人类整体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变迁。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剧烈变迁，正是最生动的案例。以“堕距理论” 观之，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就是物质文化前所未有地跃进了，制度文化还需不断修补完善，而精神文化建设则是方兴未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更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无需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而是应该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参照西方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全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人类文明的一种新模式，也许是更具活力和前途的社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形式，至少对于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