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治到法治，我们还要走多远？（2）

依法治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模式的构建，需要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不是以“统治”或“维稳”为目的，而是以彰显“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旨，以“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为目的。它必须凸显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主导地位，杜绝政府及其部门越权立法的现象，建立起行政机关在人大指导下起草行政法规的运作机制，完善有广大公民参与的相关立法程序，实现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

客观地说，经过30多年的立法工作，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已经不是法律制度的缺失，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不公，进而导致执法环境的不断恶化。当然，某些地方党政机关在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近年来，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维稳的压力越来越重，为快速推进本地经济发展、提升各项经济指标，地方政府在很多项目开发中往往采取先建设、后报送审批的做法，明显违反国务院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不仅造成很多项目在建设初期缺乏合法性依据，处于非法状态，也导致这些项目一旦引起纠纷，地方政府很难挺直腰杆严格执法，依法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不得不对闹事群众姑息迁就，最终导致恶性事件的爆发。近期云南晋宁县晋城镇富有村发生的血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公报中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都必须对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过、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这意味着各级党政机关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还必须注重其合法性，不能再以时间紧、任务急等理由为各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工程、项目、任务擅自打开方便之门，也意味着在任何行政工作中，国家的法律法规都必须首先得到维护和遵守。通过政府的守法、保证决策的合法性，以确保执行的严格性和有效性。

不论是确保行政决策的合法性，还是确保行政决策的执行力，都必须以厘清各级党政机关、特别是各个职能部门、乃至相关岗位的职责边界为前提。长期以来，我国党政机关存在机构设置随意性较大、科学性不足，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权责界限模糊，岗位职责含混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造成决策合法性不足、执行中潜规则盛行、乃至相互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现象。公报要求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其中权责法定、诚信守法，不仅提法甚为新颖，更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