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当人们在街头巷尾谈论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时，都不约而同地会说到“法治”这个词，全会通过的《决定》犹如秋天累累硕果挂满了枝头，其中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所要坚持的五项原则之一，显得格外醒目。

德治和法治需要正确认识与运用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整个社会对德治和法治的认识、理解、运用都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因此要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仍需付出十分艰辛的努力。

德治产生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是自生的、传统的。几千年来我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就是以德治国。在有的人看来，“人治”中好的“善政”，就是德治了。这种在德治和“人治”之间划约等号的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以德治国首先是对“居庙堂之高”的执政者们的道德品行提出很高的要求，用现在的话来说，需要建设一支纪律精神、牺牲精神和自律精神德性三要素合一的执政队伍的前提下，德治才有了它“想”运行的可能。其次，以德治国也是对“处江湖之远”社会公众的期待，当整个社会环境崇尚守望相助、礼让为先、诚实为本成风成俗时，德治才有了它“能”运行的社会基础，第三，德治并不是和法治相对的，更不是排斥的，没有法治的德治是“行”不通的。

“法”字在我们的古代社会也出现很早，由于它在原初生发时与“刑”结合得很紧密，与权力两面一体，而不能与“治”有机的“联姻”，更与“权利”无缘，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缺乏法治的传统。但这30多年一路走来，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人民群众，当今的法治意识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诚然，我们也看到了差距。一方面历史先验的空白，导致我们缺少法的精神，如对宪法权威性缺少敬畏，“治国者首先受制于法”的理念也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少数的法律条文不符合法律精神的现象等等。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超常规”的发展，无论是立法质量，还是法治思维、法治工作方式总是跟不上实践的步伐，立法上“填空”、“补白”，执法上“补差”，“缩距”还不能令人满意。

国家和社会的角色功能要有分有合

要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厘清国家和社会各自的角色、功能，也要发挥好它们共同的作用，也就是需要“分”的地方要“分”，需要“合”的地方要“合”，这样的结合才是有机而不是生硬的。

《决定》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这里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有“分”的要求，它将国家和社会的角色明确的进行了区分。国家和社会并列叙述而又进行了分殊，其实质是重视了社会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恩格斯强调的是先有社会，后有国家，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过去经常是国家淹没社会，采取的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管治模式，其特征是国家权力主导社会。在我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特征十分突出。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初就曾说过：“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一帮忙，豆腐必定受伤。”国家权力的强势，使得行政干预法律的现象十分突出，法律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社会力量过于弱小，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显得力不从心。国家和社会的分殊通俗地说，“国家的归国家，社会的归社会”，这就要求国家权力要主动调整和收缩，社会力量才有不断壮大的可能。前者的退让是为法治腾出空间，后者的进取是为德治提供契机。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的伟大在于他能看到道德不能“全覆盖”的一面，因而需要法律的约束。国家和社会角色的分殊，有利于各自功能的发挥，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的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