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薄弱点,在战术上往往也就是突破点。如果我们以台湾为中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只有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乃至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其挑战雅尔塔法权体系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就成了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北洋水师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片海域一锤定音。
钓鱼岛问题在历史中本质是台湾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地缘政治上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甲午海战及其以后历史的重演。
钓鱼岛问题在现实中本质也是台湾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和平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海洋方向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本质,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可以将辽东半岛比作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上臂,南海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台湾则是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中国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南海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而从钓鱼岛突破解决台海统一问题,应是我们东海政策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度洋政策的重点将是配合中国西部开发,联谊稳边,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样的威慑性防御。
再看中期和远期政策。
从2021年始,中国开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中国东海安全威胁基本解除、诸岛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台海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中主权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接近实现统一。中国应当在东亚友好国家中有一个“分发喜糖”即分享台海统一后产生的红利的时期,除极少数国家外,争取有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台海回归一家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要进一步加大西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将东部经济成果及过剩生产力向西部转移。至2040年前后,在西部大体形成与中国东部相互紧密衔接的新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增长的黄金地带,并由此进一步向印度洋实行经济和政治辐射——这是中国印度洋政策的远期目标。
“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辐射是需要预先布局的。这时,中国即将完成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任务并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在印度洋需要有一个通盘布局。根据前述中国东西安全联动规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体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也汲取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触礁翻船的教训,此间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应以印度洋北岸为重点,其总体战略布局可用“三点一面”来涵盖。
“三点”,即以印度为中点,其东西两侧以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为战略支点,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辐射。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东西门户和重要通道;夹在两通道中间的印度之于中国的意义,并非是由于它对中国安全有多大的威胁,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线的版图及其对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影响。这三点对中国安全的关系是:东西两点即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具有直接和现实的生存安全的关联,而印度则有长远的发展安全的关系;由此三点推广出印度洋扇面。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主要是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的是时间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就应当一反西方海权国家的视角,采用符合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方式制定。上述前两阶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点用“深挖洞”来概括的话,那下一步即远期的政策特点则可用“不称霸”来概括。
这样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这样的,与以前不同的只是说位于印度两翼的伊朗高原国家和缅甸的地位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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