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对当前中国印度洋政策的新构想（2）

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的政策目标。制定这样一个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讨论东海中日关系的会上，面对中日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谈战略而是谈宗教。我们讲的“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间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上讲究综合性和联系性。没有时空则无矛盾，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⑤，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并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时间节点为2049年。

先谈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国西南与东北存在的安全联动规律所呈现的那样，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与东海的利益也存在联动关系。正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控制了东海，才会有30年代末开始的滇缅大通道的建设；而60年代初中印关系的紧张，又不能不说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的联动结果。鉴于这样的规律和经验，我们的印度洋近期政策当从东海政策开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⑥

东海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近代的失败就是因为失去近海制海权。利比亚卡扎菲曾有强大陆军，但没有至少是近海的防卫能力，以至西方国家从海上随意分割利比亚并由此摧毁了卡扎菲政权。中国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敌人就会顺长江进入中国。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⑦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⑧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⑨

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到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⑩

中国历史证明，长江是滚动中国政治的横轴之一；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11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而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则是后来中国接近统一的关键。1937年后，中国再次被日本分裂为多个政治单元。1937年中国汉口陷落后，日本近卫首相在11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12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武汉失陷为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出现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国再次出现政治分裂的格局。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正当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之际，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13与此同时，美国也与斯大林南北呼应试图促成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苏联“调停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14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告诫我们，“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15；对此可以提供反证的是，近代以来，能对中国造成颠覆性入侵的外族势力多是来自东部而绝少来自西部；至于西南，则更没有成功的案例。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的东海政策必须着眼于突破西方封锁我们的“第一岛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