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对当前中国印度洋政策的新构想（4）

这是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选择。英美国家是从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这里，西方海上力量无依无靠，没有印度，它们在印度洋上就无法长期立足。因此，对西方人而言，印度与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国则不同，中国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块主权领土。这样我们考虑更多的就是中国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体安全和发展，而印度对于中国西陲安全的影响——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远不如缅甸和伊朗来得直接。故此，我们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应予以特别的重视，而不能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鉴于其人口、土地面积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鉴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优越位势和印度与中国几千年几乎是无战争的交往经验，印度之于中国更多还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响而较少是攻势性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两线即南北两线的安全压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近代以来印度多从南方失国，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国防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应在北方给印度以稳定，支持它在印度洋发展，以此换得印度——与俄罗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东海对中国（至少以稳定的边境）予以支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印再次发生边界冲突，那中国还应在此地——与曹操占领汉中后因其“直为天狱”16的地理形势而不得不退守秦岭一线的经验一样——采取防御性的政策。新世纪的中印关系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思考中，这就是：

1.“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

3.中国和印度“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17。

“三点一面”是一个攻势性的战略吗？不是，它是一个守势战略。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会是中国安全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也最多是中国关注的方向，这在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已有死灰复燃迹象的历史条件下更是这样；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鉴于历史上英美国家在这里屡战屡败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训，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力量，即使有也没有必要在印度洋展开攻势性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周边安全大形势不变，如果世界政治出现格局性的突变，我们的政策当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牢固，中国外交重点在东海；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大西南及相关方向外交的战略地位骤升；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东海及与之联动的西南形势缓合，其间的外交政策也有相应调整。可以预料，至2049年前，国际形势还会有不少变化，中国外交及相关的印度洋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会有相应调整，但如果没有格局的突变，上述对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评估及构想，应该说大体是合适的。

但不管怎么变化，在上述若干阶段，持续加强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性投资和建设，且不说这对于适应中国崛起后对印度洋资源需求增大的形势，即使是对于应付国际格局出现突发性逆转形势也是绝对必要的。1964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这时毛泽东日益感觉到大西南建设的紧迫。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时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18 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19 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20现在中国的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后悔无及”的事发生。中国凡事——何况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这样的大事——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就必须先做最坏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