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2）

二、政治安全的外部环境最具挑战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中国国家安全体系时，强调了政治安全的核心地位。[4] 这是对中国特殊国情和国家安全形势新特点、新趋势准确把握基础上作出的论断。中国国情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决定了中国政治安全所面临的挑战比一般国家为甚。

历史上，小国、弱国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来自军事方面。但对大国、强国来说，军事安全威胁相对较小。例如苏联，虽曾多次面临外敌入侵，但都化险为夷。苏联解体时，其超强的军事实力丝毫未受打击，美国及北约也未动用一枪一弹。经济安全也不足以使一个大国解体。苏联在69年的历史中，虽曾多次遭遇严重经济困难，但都经过艰苦奋斗度过了难关。解体前，苏联经济也并非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苏联安全问题首先出在政治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上。[5] 苏共改旗易帜导致政权丧失，社会主义制度难以为继；国家失去凝聚力，刺激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倾向；苏共内部滋生出各种派系，最后分裂、瓦解。

历史经验表明，对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来说，最具颠覆性的是政治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今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局面。国家政治安全至关重要，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安全。正因如此，意识形态被认定为“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6]

就目前来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内外双重挑战。

从内部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直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右”的方面，有些人试图用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二是来自“左”的方面，有些人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漠视发展中国家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一面，若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去“中国特色”，有可能退回僵化的老路。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7]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说，“老路”与“邪路”都是危险的，都会危及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从外部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8] 它们对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快速崛起，越来越感到恐惧，对“中国模式”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更是耿耿于怀。美国实施促进民主战略和推广“普世价值”战略，试图在亚洲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在涉疆、涉藏和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支持海外各种反共、反华势力，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暗中同中国大陆较劲，无不是在贯彻其“西化”中国的战略。而美国的这些战略和政策，很容易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非常严峻的挑战。

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美国推广“普世价值”战略的挑战。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推广“普世价值”作为实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抓手。2010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9]

普世价值有两类：一类是世界各国共同发扬光大的价值，如和平、发展、善治、秩序、和谐、公正、平等、合作、环保；另一类是西方首先发扬光大然后为世界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价值，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就是说，普世价值并不等同于西方的价值。而第二类价值容易将人引入理论误区，它们虽然是西方首创，但却不是西方垄断的专利，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将这些价值作为本国施政的理念，最为典型的就是民主。不过，西方国家将自己奉为民主的楷模，并以传教士的姿态向全球推广所谓“普世价值”，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西方国家在推广所谓“普世价值”时，是将它们规定的内涵和标准赋予民主、自由等价值。例如，按西方的标准，凡是民主必须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等，这实际上是将作为实现民主方式的代议制等同于民主本身，将西方模式的民主等同于全部的民主。西方国家以它们定义的“普世价值”冒充一般普世价值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视听，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一些尊崇民主的人误以为，中国要发展民主，就必须照搬西方模式；与之相反，一些反对自由化、要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人则误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不能搞民主，也不能要自由和人权。美国等西方大国在推广“普世价值”时还时常实行双重标准，用“普世价值”来打压竞争对手，以维护本国的私利，这就更让人对普世价值敬而远之。普世价值很容易造成思想理论上的纷争，进而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一些不利于中国维护政治安全的外部环境因素——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和信息网络化，又恰恰是中国发展所必需的和无法回避的，这使政治安全的外部环境更具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