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既发展中国又造福世界（2）

国家治理模式。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曾将中国描绘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和最智慧的国家”，这大概是从国家治理层面对中国模式的最早肯定。近年来，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抛开意识形态偏见，客观看待中国治理模式，肯定中国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指出：“当现实有需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可以修订法律法规、制定新的标准，改进基础设施，促进国家的长期战略发展。这些议题在西方国家的讨论和执行，需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弗里德曼的这段文字，从高效角度对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肯定。

从国家治理层面可将中国模式内涵概括为“四个统一”：民主与集中有机统一，各地区、各部门适度分权，发扬民主和调动积极性，但全局和整体上适度集中权力，确保整体、长远和根本利益；分与合有机统一，在社会治理各领域按照不同问题性质和规律，实施分工协作，既强调担当精神又强调集体领导；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有机统一，通过试点、推广，总结经验，形成若干小模式，最终推动顶层设计，成就大模式，并通过进一步实践检验和完善已有模式、创造新模式；循序渐进与跨越式发展有机统一，简政放权、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等都强调循序渐进，同时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于并善于打破常规，实现跨越式发展。

文明复兴模式。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这就是秦汉时期就实现平民（刘邦）登上皇位的政治轮换，而迄今欧美没有出现一位草根国王。因此，必须从上下五千年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文化根基与民族底蕴。中华文明复兴是复兴、转型与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农耕文明向工业（信息）文明转型、从内陆文明向海洋文明转型、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转型。当然，文明转型并非否定传统文明特质，而是中国身份的升级换代。这种转型不是告别、否定过去，而是在继承与创新传统文明。这就是文明复兴模式的时代内涵。

从文明复兴层面可将中国模式内涵概括为“四个统一”：传承与复兴有机统一，作为文明国家，中国的发展模式、治理模式也是文明复兴模式，是文明传承与复兴的统一；开放与包容有机统一，中国模式是开放模式，中国开放是全方位开放，中国模式是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产物；转型与创新有机统一，既实现古老文明转型，又创新发展传统文明，不断释放文明活力；追赶与超越有机统一，中华文明不以追赶西方文明为目标，而以创新人类文明为己任，它既超越中国中心论，又超越西方中心论。

中国模式的世界性意义

中国模式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意义。

还原世界多样性。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和文明复兴模式，正在还原发展模式多样性、文明与文化多样性。中国模式对人类发展模式的丰富，得到众多西方有识之士的认可。针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说法，一些欧洲友人表示，幸亏有欧盟模式和中国模式，否则这个世界真的太美国化了，因为其他国家模式要么太局限于该国或该地区，要么不算成功，能够产生世界效应的发展模式唯中欧而已。就这样，和欧盟模式等一道，中国模式正在还原世界多样性。

启迪西方发展模式。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模式再度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西方政界、学界、媒体开始认真讨论中国模式，开始自问中国为何“一枝独秀”。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表示，中国的持续成功发展不仅解决中国问题，也为西方走出困境提供启示。中国模式也是对五百年来西方中心论的扬弃。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写道，“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

激励发展中国家赶超。中国模式不仅体现中国成功推进现代化的自信与自觉，而且正激励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告别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迷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最终实现现代化。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说，中国从贫穷到自立、从贫穷到繁荣，实现着中国梦，走出了中国路。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解决中东地区的贫穷、失业、教育和科技落后等许多问题都有着积极启示、激励作用。近来，一些人唱衰金砖国家，中国模式又无形中承载着证明新兴国家发展模式合理性的时代重任。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一些国内人士还在为“西方月亮”大唱赞歌时，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已在深刻反思自身，并对中国寄予厚望。这种现象值得注意。近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从今天的现实来看，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贡献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增强“三个自信”的软实力基础。尽管中国主观上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客观上必须认识到中国模式不仅是我们发展自身的成功路径，而且对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概言之，中国模式既发展中国又造福世界。这是我们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