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

冷战后，“民主万能”的神话广为流行，非西方国家似乎只要开启西式民主，便能摆脱落后，实现繁荣发展。但在现实中，“民主带来繁荣”的成功案例甚少，而“民主引发动荡衰落”的教训却很多，中东民主转型即是一例。许多人曾将“民主化”视为中东摆脱困境的“万能灵药”。然而，2011年开启的中东民主转型并未使相关国家情况好转，反而深陷“民主化”困境，以致军人干政重新抬头。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中东“民主化”遭遇困境

2011年中东剧变本是一场包含多重诉求的全面变革，但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却被简化为“民主反对独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利比亚、也门、突尼斯等国实现政权更替后，相继开启民主转型进程（多党选举、三权分立、大众参政等）。然而，从过去三年多的实践来看，相关国家反而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民主转型导致政府掌控局势的能力普遍下降，进而导致政局动荡。此前，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基本奉行威权体制，当权者掌控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有能力为民众提供安全稳定等“公共产品”。2011年中东剧变后，威权政权垮台和民主转型进程的启动，导致相关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权力分散化甚至“权力真空”。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埃及就涌现出近四百个政党，参加下院选举的政党超过50个，候选人超过6700名。突尼斯国内政党数量过百，而利比亚则达到142个政党。[1]党派间权力纷争此起彼伏，导致政治内耗和权力空转，进而引发安全形势恶化，恐怖势力蔓延。

埃及政坛剧变以来，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组织成员纷纷回国，加上境内被关押的伊斯兰分子恢复自由，埃及国内恐怖组织网络扩大，国内安全隐患越来越多。据统计，2013年埃及共发生416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西奈半岛北部的袭击次数较2012年骤增6倍。利比亚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国内政坛一盘散沙，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内耗，政治重建进展缓慢。2012年8月8日，利比亚成立国民议会，并被授权在18个月内完成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等工作。根据时间表，国民议会本应于2014年2月7日移交权力并解散，但政局动荡导致重建日程一拖再拖。同时，中央权威丧失导致各种民兵组织拥兵自重，极端势力乘势壮大，出现了“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伊斯兰王国”、“利比亚伊斯兰改变运动”、“班加西伊斯兰教法虔信者”、“德尔纳伊斯兰教法虔信者”、“谢赫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旅”等数个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活动猖獗，利比亚境内绑架、暗杀和抢劫等事件频发，甚至出现总理扎伊丹遭遇绑架、临时政府总理萨尼遭受死亡威胁的恶性事件。也门安全形势本已十分严峻，2011年11月萨利赫下台后，安全形势更趋恶化，“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一度宣布建国。突尼斯在本·阿里下台后，民主转型情况相对较好，但2013年2月和7月先后发生的反对党领导人遭暗杀事件导致制宪议会一度停摆。

另一方面，政局动荡使经济恶化加剧。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对外汇收入主要依赖旅游、运河和石油等产业的埃及、突尼斯等国而言，经济发展更需稳定的政治秩序。中东民主乱象使这些国家经济持续恶化。目前，埃及正处于建国60年来经济状况最差的时期，据埃及央行统计，2013年外国在埃及投资较2012年下降32%，旅游人数下降85%，苏伊士运河轮船通过量连年下降，[2]国际信用等级降低16位，外汇储备从剧变前的360亿美元降至160亿-170亿美元，如果没有海湾产油国的援助，埃及外汇储备仅能维持数周。[3]有分析指出，埃及政治变局使该国社会发展状况倒退至少15年-20年，埃及正逐渐沦为“失败国家”，变成“没有香蕉的香蕉共和国”。[4]利比亚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中东剧变前，利比亚本是非洲生活水平最为富裕的国家，卡扎菲政权倒台之后的政治混乱，使该国民众生活每况愈下。2012年，利比亚石油出口一度恢复到战前日均160万桶水平，但2013年以来，由于政治安全局势动荡，石油生产骤降，出口量降至不足产能的10%，每天损失1300万美元。[5]叙利亚持续内战使该国经济大幅下滑，经济恢复到2010年水平可能需要30年时间。[6]

中东民主转型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民主化”并未给相关国家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阿拉伯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满情绪上升（突尼斯78%，埃及62%），认为国家经济状况较此前更为糟糕（突尼斯83%，埃及76%）。[7]有阿拉伯学者感叹，当前的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它将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继索马里、伊拉克和苏丹之后沦为失败国家。[8]

在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去民主化”倾向。该地区民众日渐认识到，国家最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抗议和争吵，而是井然有序的政治秩序。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期（实际是怀念穆巴拉克时期的稳定秩序），许多埃及人认为，只有强硬守律的军事领导人，才能将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回来。[9]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埃及军方在2013年7月乘势推翻了执政刚满一年的穆尔西民选政府，埃及民主转型遭遇重挫，西方民主在阿拉伯世界运转失灵。[10]此后，埃及加大高压集权，其制定的法律明显加强了对抗议、游行和公开集会的条件限制。[11]2013年7月至12月间，共有21317名亲穆兄会抗议者被逮捕。截至2014年4月，超过16000名政治犯被关押。[12]2014年4月28日，埃及一家法院判处683名穆兄会成员及其支持者死刑，其中包括穆兄会最高领袖巴迪亚。而在2014年5月重新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刚刚脱下军装的埃及前国防部长塞西高票当选，意味着埃及正重新回到强人政治的老路上。利比亚也出现了军人干政的苗头。2014年5月18日，利比亚军队军事警察部队司令穆赫塔尔·费尔纳纳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由制宪委员会代行议会职权，并声称这是为了承担肃清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国家责任”。

中东剧变以民主转型发端，却向重新集权方向演变，这从侧面说明中东民主转型已经陷入巨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