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为何不能拯救中东？（3）

三、启示

中东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看似是阿拉伯国家“自找苦吃”，实则是西方长期进行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几十年来，西方大国凭借话语权优势，将“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包装成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将“输出民主”视为控制中东的战略手段。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在中东推进民主”置于优先地位，“以援助促民主”被作为反恐主要工具，资助民主的资金由2000年的5000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0亿美元。2002年小布什政府抛出“中东伙伴倡议”，相关项目在奥巴马执政后仍继续延续。[37]2011年3月到6月，埃及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约1.75亿美元的援助，是前四年援助总额的近3倍。[38]

西方国家的长期灌输，加上冷战后各种革命性意识形态的退场，使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大行其道，阿拉伯国家政治和知识精英不知不觉成为西方思想的俘虏，他们沉迷于西式理论和道路，“民主是解决之道”的观点颇为盛行。[39]2011年中东剧变过程中，阿拉伯民众几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并在道路选择问题上丧失了理论辨别力，既看不到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导致衰落”的失败经历，也没有考虑自身国情和实际需要，将“西方民主”当成了纾解困境的救命稻草。

事实上，没有脱离特殊性而单独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民主，“民主万能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中东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实践证明，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的民主化试验，并不能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而使其深陷“民主化陷阱”。埃及在短短三年内在军人干政与民选政府之间来回摆动，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左右徘徊，表明这些国家的理论和道路迷惘是如此之深，以致朝野上下对任何一种政治试验都丧失了起码的耐心。

在可见的未来，中东政治转型仍将曲折前行。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民主重建仍处在“正在进行时”，其政治能量仍未完全释放，短短几年时间的阵痛仍不足使阿拉伯国家彻底放弃这一政治选项。但从长远看，由于民主模式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当前的诸多难题，因此这种弱势民主的影响力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渐式微，被各种各样的集权统治取代。2013年埃及穆尔西民选政府被推翻以及2014年国防部长塞西当选总统，在埃及乃至阿拉伯国家出现了强人政治重返的迹象。从世界范围来看，“去民主化”趋势十分明显。据统计，2000年世界有120个国家（占世界总人口63%）被列为民主国家，但21世纪民主化却开始退潮，到2013年，“全球自由指数”已连续第8年下降。[40]另一项统计表明，1946年-2010年间，110个国家的280个专制政权的民主转型中，超过半数回到专制统治。[41]这种趋势说明，无论在中东还是其他地区，“民主化”并非国家治理的灵丹妙药。

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很难完全复制以前的强人政治模式。中东剧变后，政府权威被彻底打破，普通阿拉伯民众不再畏惧官方权威，政治意识觉醒，当权者很难像过去那样肆意妄为，“终身总统”和“子承父业”等现象难以再现。更重要的是，高压统治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恢复秩序，但却无法解决导致中东剧变的诸多问题。如果埃及等国回归集权统治，仅仅是为了回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将不可避免导致新的反抗与革命。就此而言，中东政治转型仍未“尘埃落定”，而是个螺旋式上升过程。

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表明，衡量政治制度优劣，关键是看其能否实现国强民富，而不是削足适履，将是否实现“民主化”作为标准。法国思想家卢梭曾指出：“凡是破坏社会统一的，都是毫无价值的；凡是使人们自身陷入自相矛盾的制度，也是毫无价值的。”[42]邓小平也曾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43]这一表述至今仍有理论指导意义。中东民主转型已证明，没有大局观的政治转型只会使国家陷入“民主化陷阱”不能自拔。言必称“民主自由”和“程序合法性”，却不顾其适用性和实际效果，实际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腐儒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