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方敏：几个长期被曲解和混淆的观点（2）

二、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用左和右表示政治思想倾向，起始于近代法国。在1789年6月的法国国民代表议会上，在讨论新的共和政体是否保留封建王室权力议案时，主张完全废除王室否决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坐在议会大厅左边，就被称为左派；主张给予王室绝对否决权的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坐在右边，就被称为右派；而观点动摇不定，采取折中态度的人坐在中间，就被称为中间派。后来，这种做法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流行开来，并以左、中、右分别代表对社会革命和进步的三种政治态度。正因为这样，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称为左派，而把反人民、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称为右派。毛泽东说过，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而从列宁开始，用加引号的“左”来表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超越现实条件可能的“幼稚病”错误倾向，当然，其含义与左派完全不同。毛泽东做过精辟概括：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左”、右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偏离党的正确路线而会给革命、建设造成损失，所以，真正先进的左派政党，必须予以坚决防止和反对。

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党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一个根本原则。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发生的历次“左”右倾错误，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造成的后果。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380页）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党内国内的思想政治情况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着，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如果不管什么时间，不问具体情况，只用一个反“左”为主或者反右为主的固定模式来套，只会让自己重蹈历史的覆辙。

纵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抓反倾向斗争的历史轨迹，他始终坚持既戒“左”又戒右。比如，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又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针对当时思想领域搞精神污染的情况，强调“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但同时又指出：“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邓小平曾经客观评价：“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

邓小平之所以讲“主要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是由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受“左”倾错误影响比右倾错误影响的时间更长，在搞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从以往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同志，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如果“左”的枷锁不解脱，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正如邓小平所描述的：“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说明“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所以“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页）

对改革中发生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从来没有轻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应对几次大的风波，都是反对右的错误倾向。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页）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他进一步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380页）可见，反对右的倾向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是防止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颠覆性错误，必须立场坚定，来不得半点含糊。

更值得重视的是，邓小平在对当时的干部提出主要防“左”要求的同时，特别强调：“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他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344、380、379页）想想邓小平晚年的郑重告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想想这些年西方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政治领域对我国的渗透颠覆；想想习近平总书记提醒我们汲取苏联亡党亡国教训，莫要落到偌大个党“作鸟兽散”，“竟无一人是男儿”境地的警言，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