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谢长安：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5）

三、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要做到“六个防止”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探索，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又面临着大量深层次的问题，全面总结、反思和创新经济发展政策，已是十分迫切的现实。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全面总结过去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更要研究出指导未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套务实理论和政策。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掀起之时，防止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出现严重的负面现象。

一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成败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国有资本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壮大，因而不能像过去国有企业改制那样，大买大送国有资产，以致迅速造就了一批富豪和超级富豪，迅速扩大了贫富分化。要汲取当年国有银行改制过程中外资乘机参股谋取暴利的教训，避免类似现象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再次发生。这就必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中资金融企业的外资参股或控股这类国计民生大事，须经全国人大立法，而不宜由政府立规），以替代政府唯意志论的口头号召和随意批示，使一切经济改革活动处在法治的框架下运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应该做到公开透明、规则清晰，避免出现各种“浑水摸鱼”现象的发生。

二是防止外国资本垄断。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如果实行“国退民进”政策，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实力遭削弱，那么，外国垄断资本必将主导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国的国民经济可能会丧失独立自主发展权。现实表明，凡是国有经济逐渐退出的产业，民营经济都没有获得控制权，而是被西方跨国公司迅速占领前几位。据报道，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的前五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包活动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更直接地通过控制这些产业把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水平进入壁垒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土企业则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参见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因此，面对跨国公司对中国本土企业造成巨大压力的现实，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过程中，我国必须以铸造本国企业的“航空母舰”为目标，实行“国进民也进”方针，民营经济要与国有经济加强资本、市场和知识产权等协作和联合，夺回国内产业控制权，并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以保护本国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是防止非公资本单向参控。按照《决定》精神，是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就是说，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各类不同性质的资本互相参股或控股。既包括非公资本参股或个别控股国有资本等公有资本，也包括国有资本等公有资本参股或个别控股非公资本。目前，有些地方和部门只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这是极其错误的。同时，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说的，“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西方不少国家都在非公企业中积极倡导职工持股，实行“劳资两利”的利润分享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应大力推行这一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以坚持人民主体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人民群众在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中分享成果。倘若只是把一大批本来正常盈利和高盈利的国有企业或国有金融企业，行政命令性地让非公资本持股或控股，实际上就是把本来属于人民整体的大量盈利主动送给中外私人。这是背离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改革性质和大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