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解读国务院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为何有“时间差”（2）

三张清单是实现法治政府的重要途径

简政放权一直被认为是政府改革的先手棋，但其实也是依法行政的必要前提。

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凌云教授看来，简政放权是政府职能的一次调整。要建立法治政府，首要的是明晰政府的责任与权力。责权明晰了，才能更好地行政，才能依法行政。

今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峰会开幕式上详解了“三张清单”——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给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

这进一步阐释了政府的责权边界。在王满传看来，这三张清单，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建设法治政府的理念一脉相承。他说，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推进五个“法定化”，即政府的组织、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的法定化。权限法定，法治政府首要的是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划定一个边界，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法律制度的笼子。责任法定，政府的责任，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三张清单，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途径。

“对地方政府部门责权利的规定主要依据的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就目前来看，法律规定还比较宽泛。下一步应该完善法律，进一步明晰各级地方政府责任权力。”王满传说。

简政放权依法进行，意义深远，一方面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为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王满传教授是对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小组的成员。在评估中，他们也听到了一些疑虑。“比如有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涉及到法律的调整。不少人担心，法律没改，哪一天(这些审批事项)会不会又恢复了？一些企业表示，法律不改，心里没底！因此修订法律再推进改革，不只是依据法定程序，依法行政的问题，也给这些企业吃了颗定心丸。将更有利于推进改革措施的落实。”

余凌云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相当一部分改革是在法律之外进行的，这样做问题很多。简政放权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改革就是变法。因此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他曾了解过香港改革的程序。“香港的改革是先在立法机关进行辩论，要不要改革？要改的话，会牵扯哪些方面？改革后会遇到哪些问题？在对这些问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征求市民意见。在充分民主后，才会进行法律规则的改变。规则的改变是个立法、修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把变革思想融入到法律中，让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然后再通过贯彻法律，来推进改革。”

王满传也表示，简政放权也经常遇到法律问题，主要的法律修改了，其他相关法律规定也要及时修改。比如工商行政登记制度改革有一项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并由此取消了验资程序。但有人反映办印刷企业还要验资，因为《印刷业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要求验资。可见相关法律的修改也很重要。

多位专家表示，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在于厘清了改革与法的关系，明确改革必须依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