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将入知天命之年的魏尚进被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选中,成为其有史以来首位华人首席经济学家。这位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远赴美国的经济学家,思考和研究从未远离故国,但新职无疑将使他能够以更多精力关注大洋彼岸,关注亚太这片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热土。
魏尚进1964年秋生于上海,祖籍重庆,1986年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学士学位后,通过“邹至庄考试”,与多位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一道赴美留学。他于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其后在哈佛大学任教八年,此后供职于世界银行、布鲁金斯学会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07年起,他执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金融与经济学教授,直至此次履新亚行。他也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教授。
根据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持续更新的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包括已故经济学家),魏尚进已有数年排在华人经济学家之首。在更新到今年8月的最新排名中,魏尚进的综合排名为143,是进入前200位的惟一一位华人。在两个核心分项——论文被引用次数和被引用论文领域广度上,他分列第119和第69位。
魏尚进的研究主要涵盖贸易与投资、国际金融、腐败与治理三大领域。 他的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为《腐败对于国际投资者是多大程度的课税?》(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这篇论文发现,一国腐败程度由新加坡水平上升至墨西哥水平,相当于税率提高逾20个百分点。
2014年8月下旬,魏尚进履新亚行后首次来华工作访问,财新记者借此机会专访魏尚进,他表示,他近年的研究有一半与中国经济相关,原因不仅在于他在中国长大;也是因为中国过去三四十年走过来的经验、教训,对其他亚洲国家亦有帮助。
亚行新使命
财新记者:亚行首席经济学家职责的很大一部分是对亚洲各国经济走势的研判。当前欧美日三个经济体走势各不相同,外部因素对亚洲各国短期内的经济走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魏尚进:这三个经济体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位置。
美国相对其他两个地区较早进入持续的恢复;而欧洲还未完全摆脱危机,短期内还不能改变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日本经济较其之前的一二十年有所起色,但是,最近的提税又对它造成一定的负面打击。
这三个大的发达经济体处于宏观政策周期的不同位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是个好事——相对所有发达国家都准备撤出宽松货币政策,现在这个混合形势相对更好。
如果日本和欧洲也将做美国准备做的事,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整体收紧货币政策。
历史经验表明,当多半发达国家都收紧银根时,通常都会出现国际资本市场资本倒流的现象:原来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会重新回到利率更高的发达国家;不仅如此,那些本来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储蓄的资本也会因为相对回报率发生变化而离开本国。这往往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经济被迫需要收紧。
现在因为三个大的发达经济体的周期性不一致,反而让发展中国家资金被抽走的压力小了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件好事。
财新记者:预计在明年上半年某个时点,美联储可能升息。在你看来这还会不会对亚洲国家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
魏尚进: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会被日本和欧洲不同的政策方向部分抵消。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面对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比如,在资本账户管理方面,如果资本账户开放的重点放在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相对限制本国公司或银行以外币向外借贷,这样的国家的外部风险就相对容易控制,美国货币政策重新收紧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财新记者:亚行的核心任务是减贫。作为亚行经济政策的发言人,你在亚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的发布会上称,尽管亚洲减贫进展相对较好,但仍面临巨大挑战。经亚行调整后的新贫困标准将让亚洲国家的贫困率从13%骤升至41%。此次调整的考虑和目的是什么?
魏尚进:这一调整基于三个原因,一是亚洲贫困国家与2005年世界银行订立标准时锁定的非洲贫困国家的基本生活篮子不尽相同;二是天灾人祸造成的收入波动也会导致贫困人口的上升;此外,2005年之后使用CPI通胀率对该贫困线所做的调整,忽略了两个经济事实,即穷人的收入支配在食物上的比例高于一般人;食品价格的通胀率在2005年之后也高于CPI通胀率。
这一研究并不只是想让人们意识到贫困状况比想象的严重,更主要的是希望开拓减贫思路,让决策者意识到扶贫是一个多维的做法。比如,考虑到收入波动性是造成极端贫困的原因之一,减贫手段就不仅限于财政拨款,还可以通过与金融市场合作,开发一些穷人买得起、买得到的金融保险产品,来帮助穷人更好地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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