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逼改革的前提是看清风险（3）

金融改革

财新记者：2013年初你在《比较》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金融改革应该先内后外的逻辑。怎么评判中国目前的推进顺序？

魏尚进：中国的金融改革总共有六块，第一块是金融主体——比如商业银行、保险业——需要解决大而不倒、垄断性过强及内部治理的问题。第二块是金融监管部门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能力。第三第四块是两个价格——利率和汇率——需要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第五块是资本账户开放，最后是人民币国际化。我的主要出发点是，改革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增加防御风险的能力。在金融行业里，后一点尤其重要。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等历史教训表明，如果金融稳定没有搞好，之前很多年的高速增长都会被金融危机一下子抵消掉、拖回去。

所以，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制造业及其他服务业的改革有一个重要区别：金融稳定的目标尤其不能忽视。依据这个逻辑，金融改革有次序的问题，一般来说是先把国内的改革做好，使抗御金融风险、尤其是国外传来的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此后再做对外金融开放。

不过，我也知道国内有一种说法是金融改革顺序是考量之一，但有时也要考虑借助对外开放——恰恰因为对外开放有风险，要通过风险来倒逼改革。这种讲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也担心，这样做成功的前提是，要把风险认识清楚，且对于每个风险场景都有细致的对策。

还有一种讲法是金融改革顺序固然重要，但是，改革也要讲机会，因为涉及很多利益的分配，很多人反对。如果只强调一个过分单一的时间表，可能就没机会改了。因此一旦有时机，即使顺序打乱，也先做了再说。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前提也是，顺序打乱，风险可不可控。

我今天特别想补充的一点是，对外金融开放里，并不是所有的措施风险都是一样大的。比如，IMF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有100个细分项，每一项都可以评估其效益有多大，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有多大。那些对效益影响很大，对金融稳定没多大影响的，可以先做；对金融稳定影响比较大的可以晚点做。

哪些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比较大？我个人的研究以及总结各国的经验表明，让本国企业、银行以外币举债，风险尤其大。在国内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还没完成、国内监管机构对风险的监控能力还没有充分提高的情况下，放开这一点是比较危险的。

此外，我还有另一个观点，金融改革不能只谈金融改革，还有很多配套的改革要考虑进来。比如，不能光谈利率市场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源价格的合理定价都很重要。如果后两个改革没有做好，光推进利率市场化，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资本流向回报不高的行业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比较大的行业，进一步加大扭曲。所以，金融改革和其他的配套改革要综合起来考虑。

财新记者：关于利率市场化，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要在一到两年内完成，但是，最近又出现不同的声音认为推进不应该太快。你对利率改革的时机把握怎么看？

魏尚进：我刚才也提到利率市场化有一些配套改革要做，但并不是说要等，而是应该一起做：国有企业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应该同时推进。

当然，其中显然存在利益问题，也有不少是认识问题——有些领导可能不会受利益的影响，但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听下来，就拿不定主意了。这时候需要把有关的问题研究清楚，果断地拍板。任何重要改革的成功都需要有个好的方案，而且要有领导比较果断地拍板。过去30多年的重要改革都是如此。

财新记者：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近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其原因和解决办法？

魏尚进：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这个现象要分成两个方面看。一部分是世界共通的。任何地方，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都比大企业高，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平均来说中小企业风险更大；对中小企业单位放款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更高。

但是，中国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融资成本之差比其他国家大，这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一大因素是金融行业较低的竞争性和大型金融机构的垄断性。如果金融行业竞争性较低，给大企业放贷已经能赚很多钱，中小企业就可以不管了；如果银行业竞争性加强，进入壁垒降低，更多的国内小型金融机构乃至国际金融机构就可以进来，扩大金融服务的菜单、加深内容，这样就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关注中小企业。

财新记者：目前，国内管理者的应对方式更多还是在货币政策上放总量。

魏尚进：如果光依赖货币放水量，确实能对宏观需求产生影响，但也会催生金融稳定的问题，同时对于中长期通胀也会有压力。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比如，增加金融服务行业竞争性的话，不会有这两个负面影响。

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印度同样面临。刚才提到的我的朋友拉詹上任印度央行行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增发银行的牌照——只要符合资质、有一定的风险防范能力，就给予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