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

关于分配不平等的根源

近些年，关于当前分配不平等的原因的讨论，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发展历史形成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二是政府腐败；三是国民收入中财政比重太高导致居民收入份额减少；四是国企垄断及国企职工高收入。其政策含义所指，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推进国企产权改革和破除垄断”等等，通过推进市场化解决分配公平问题。

在会上，部分学者也表达了上述意见。有人指出：目前主要问题是政府权力过大，地方政府全面介入经济活动，作用类似“总公司”，干扰经济、助长腐败，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因此要把腐败作为解决分配问题的重点，同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

也有人认为，由于我国要素市场不成熟，国有企业的人员流动性差，体制内人员工资和市场不（完全）接轨、没有按市场调节形成劳动力价格，导致体制内外工资不平等。对此，人社部专家介绍：当前，国有企业平均工资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的比例（不考虑企业规模），大体是10：6的关系。问题不在于国企工资太高，而是非国有企业、小微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偏低，增长慢。但政府每次出台调高工资标准的政策，都引起私企一片抗议“成本无法承受”，要转投东南亚。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还要留住它们。实际上，我国现实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对企业工资水平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也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差距大，实质是发展中的问题；收入分配和政治上的腐败，两者性质不同，不能画等号。关于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只能在具体环境中评价，现在还没有国际公认的评价标准。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近20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超过了公有制经济，这是当今社会的基本现实。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劳资矛盾，是分配不公平问题的要害。上面所列四方面原因，有些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有些则似是而非。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受自由主义肤浅理论的影响、理论混乱的状况。甚至有人有意把大众的不满情绪导向从根本上否定政府、否定国有经济的方向。

当前国内各类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经济总量、在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占到80%或80%以上。“改制”使国有企业大量破产或被私营收购，用极不公平的方式造出了一个富人群体。在财富分布不平衡导致收入的不平衡，一小部分资本所有者得到财富的大部分。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份额不断上升，劳动的份额下降；而且资本通过市场加倍扩展，工人、教师等多数民众的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总量增长，在初次分配中没有有效调节措施。

几年前，有学者用“综合权重”方法，经调查研究测算出影响基尼系数的各种因素所占比重：私有经济占58.9%，地区差距23.4%，城乡差距8.5%，其它高收入6.3%，垄断2.9%。研究方法可以讨论，但这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基本吻合。

有些学者回避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把批评矛头指向“国企工资高于非公企业”，认为这是导致社会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这是缺乏基本常识。和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国企内部分配的差距不如私企，工人和管理层的对立较轻，员工收入、社保、福利待遇较好。而且国企照章纳税（百元税负国企为8元，民营和外资分别为2.3元、3.2元），足额交纳社保基金。让广大职工的收入稳步提高（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工资并不高），这是发展经济的本意，应当成为其他经济成分学习的榜样。这才是“提低”。“调高”的结果是砍下劳动收入而不是调节资本收入，“两个比重”就更加无法提高，整个收入政策错位。这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是激励手段的错配、不符合市场规律。

至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份额的提高，这本是税制改革的成果，有利于国力的提高。一般来说，财政占GDP比重和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财政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混淆概念（当然财政管理有待改进、需要扼住腐败源头）。

关于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深入研究，不是简单用“关进笼子里”一句话可以解决的。

有人把分配不公主要归结为腐败问题，主张尽量限制政府干预，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来解决问题，所谓“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市场）改革解决”。腐败是分配不公的次要因素，市场化本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目前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整治腐败，在制度层面实现监督常态化是治本之策。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劳动者收入的不合理差距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