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法治化

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党中央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落脚点。这一全新政治理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目标的内涵和要求，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提出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上世纪的现代化和本世纪的现代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完整体系，它们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如果说上世纪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是解决“硬件”现代化问题，那么，本世纪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解决“软件”现代化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我们就不足以保持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它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全新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从一个革命党真正转变为执政党。治理是管理的高级形式。我们党领导人民从管理走向治理，符合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更是以中国具体国情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

地球上出现了人才有社会，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出现了国家。学术界一般认为,古猿转变为人类始祖的时间在700万年前，人类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440万年前。人类的共同生活，需要协作，自然形成了经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等主要形态的社会。社会需要协调关系、裁决纠纷、抵抗外来侵略，人类便组建了政府和国家。国家形成后，它自然担当起管理个人和社会的职责，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角色。

国家形成以后，它对社会的管理大体经历了军事阶段、建设阶段和管理阶段，而治理是管理的高级形态。虽然各国的历史和国情千差万别，但从军事阶段、建设阶段、管理阶段，直至走向治理形态，乃是人类的自身管理从自在到自为、从低级到高级、从恶治到善治、从原始到现代的文明进步轨迹。

在军事阶段，国家不同政治主体和军事力量以夺取政权为主要任务，整个国家和社会实行军事化管理，对国家的管理以军事思维和军事手段为主要模式，各类管理工作大多被演化为“战役”。政权取得并稳定之后，国家都会进入以解决国民温饱、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建设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家的管理都以经济发展为主轴，以军事思维和军事手段为主导的管理模式悄然淡出，取而代之的则是工程思维和工程方法，国家的各类管理和任务常常被外化为“项目”和“工程”。国家解决了国民的温饱，并且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社会成员便从经济上、生活上的需求转向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需求，社会管理的重心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从而标志着国家进入到管理阶段。这一阶段，国家的工作虽然还不能放弃经济建设，但以平衡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和利益需求为重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被重视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军事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到处是“战场”；在建设阶段，我们看到的是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在管理阶段，“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切都稳定下来了。

国家的管理成熟到一定的程度，便转化为“治理”。治理是管理的高级形态和高级形式，它与管理的最大区别是，主体上从甲乙双方的管理方与被管理方转变为共同的管理主体，手段上从以强制命令为主导转变为以合作和协商为主导，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被真正确立。

当下的中国总体上是处于从建设阶段向管理阶段的过渡期，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向我们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能在军事阶段提前讲建设，能在建设阶段提前讲管理，能在管理阶段提前讲治理，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

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管理滞后。管理上的碎片化、非常态化，人治色彩，短期行为、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这些国家管理上的低弱表现，如果不予解决，势必影响中国梦的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迫切任务。

党中央确立的“两个一百年”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标志和内容。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只有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才能推进和实现中国梦，才能真正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