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法治化（4）

五

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要认识到位。我们一方面欣慰地看到，中国的法治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来取得了伟大成效，另一方面必须遗憾地承认个别地方还存在着：法治一方面讲得越来越响，另一方面做得越来越差，甚至以法治的口号推进人治。法治做得不到位，是因为态度不到位；态度不到位，是因为认识不到位。

其次要态度到位。要真正奉行法治，信仰法治。不要嘴上讲法治，行为搞人治；不要对人讲法治，对己讲人治。不要将法治庸俗化，从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直至依法治家；从依法治路、依法治水、依法治税、依法治土地，直至依法打狗（打野狗）……不要用法治形式主义代替法治实质主义。我们要善待法治！

再次要理论到位。我们要从思想理论上厘清三关系：一是法治与改革。改革也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进行，改革必须于法有据；二是法治与效率。法治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以“花钱买平安”，或者侵犯人权的“高压手段”无法实现长治久安；三是法治与德治。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它们相互补充，互不排斥，但法治无法替代德治，同样德治也无法代替法治，即便人人都是雷锋也需要法治，因为好人做好事也需要规则。

我们在行为上要坚守一个底线两个原则。要守住合法性底线，凡事从是否合法出发，一切创新的做法都必须在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坚持立法先导原则，重大制度和重大举措的推出应当先立法再行为。坚持正当程序原则，在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决定之前，必须事先告知并听取意见，重大的决定必须经过听证，避免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任何纠纷应当由第三方裁决，任何权利都有获得救济的机会，必须为相对人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留足合理的时间，通过正当程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们在管理方法上必须走出四大误区：要走出“运动论”，坚持“制度论”；走出“专项论”，坚持“常态论”；走出“特事论”，坚持“规则论”；走出“结果论”，坚持“因果论”。

在现状上要改变三种现象：一是“全面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二是“三高一低”，即守法、执法、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三是“信访不信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我们还要坚持四个“不要”：对公民权利不要“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不要“罚”字当头、“限”字当头，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要“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不要用违法违纪方法惩罚违法违纪行为。

总之，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