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大重要论点（2）

4. 改革任务论：

建立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两个半程”的论述具有深邃的历史和战略眼光，阐明了建立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一改革新的历史任务和长远战略目标，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同志关于改革新的历史任务的论述，一是提出了制度现代化任务，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过去讲的现代化，主要内涵是“四个现代化”。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制度现代化任务，这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升华，标注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高度。二是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任务，即建立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用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今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形成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从主观上看，我们具备了这样的实践经验基础；从客观上看，这是改革进程向前拓展的必然要求。把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任务，表明我们党对改革任务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

5. 改革目标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重要的是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和根本任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和总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改革根本方向与根本路径的有机统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根本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改革的根本路径。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三足鼎立”的格局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布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形成，这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下一步要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只有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才能妥善应对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是一个国家有序运行、健康发展、持续上升的重要条件，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有着时代的内涵和要求。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西方模式的简单照搬，而是要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要求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治理体系”不是独立体系，而是党的执政体系、国家管理制度体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

6. 改革特征论：

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的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

从习近平同志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全面深化改革相对于前35年改革的几个阶段性特征。一是“统筹”，即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个方面体制与制度的深度革新，是全方位的改革和改进。二是“系统”，即不是各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改革的系统推进。三是“集成”，即不是止步于改进体制机制，而是要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

7. 改革方法论：

尊重改革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这些论述，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重要遵循。

习近平同志关于改革方法论的论述十分丰富，包括强调在总体方法上注重改革“三性”，即“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强调在思想方法上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即“处理好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大与步子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在推进方法上要处理好政策“五大关系”，即把握好“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