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政治文明的根基与灵魂（2）

而德国法学家斯塔尔（F.J.Stahl）和迈耶（Otto Mayer），在吸收英、法等国法治思想的基础上，不仅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概念（法治国家是德语中最先使用的一个术语），而且对其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斯塔尔和迈耶认为，法治国家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法律的法规创造权；二是法律优位，即法律至上；三是法律的保留，即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事项，只能由法律来规范，而行政机关无权做出规定。之后，经过后世学者，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者的发展，法治的内涵进一步成熟，确立了如下四个基本要件和标准：首先是通过法律保障人权（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滥用；其次，良法的治理，这种良法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必须尊重人的平等、自由、良心和尊严；第三，通过宪法确立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国家权力关系；最后，确立普遍的司法原则，如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等。其形式标志为拥有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严格公正的执法制度和专门化的法律职业。

上述西方著名思想家关于法治以及法治国家的思想，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一是治理国家，最适合的就是法律的治理，法律至上、法律权威、法律神圣；二是这种法律，必须是良法，必须是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追求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良法；三是为了使良法得到很好地实施，必须要有一整套的制度设计：作为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作为司法机关，必须司法独立；作为每个公民，必须守法，尊重法律、信仰法律、敬畏法律，处理好法律与自由的关系；四是必须确立一组刚性的法治原则：如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权力的分立与制约；司法独立等。

从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内容来看，上述西方法治文明成果中的精华，我们都已经予以继受，并加以发扬光大。如《决定》强调了“法治”的极端重要性：“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又如，《决定》强调，实现依法治国的法，必须是良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为了制定出良法，必须要“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同时，要完善立法体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等。

再如，《决定》指出，为了使良法得到严格执行，必须强化法律实施环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决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决定》对如何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规定了许多详尽的措施，如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等。

还如，四中全会强调了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此，《决定》规定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以及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推进严格司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以及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等。

最后，四中全会还对依法治国的氛围营造、国民法律素养提升以及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等等。而这些规定，已经超越了西方法治理论的范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法治的措施以及伟大实践，其成果必将对人类的法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