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论作风建设（2）

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外界诱惑增多，加之现行体制不完善，也导致党员作风发生变异。环境很容易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比如刘青山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可是，他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利益的考验，堕落蜕化了，变成国家的蛀虫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被自觉不自觉地，有的甚至主动地带到了党内，加之体制不够完善，甚至有个别领导用手中的权力换取个人私利，进而出现了权与权、权与钱、权与物、权与色的交换，党内便发生腐败现象。

这些都说明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作风建设作为执政的突破口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目前，我们党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总体上是好的，这是不容置疑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为民服务、清正廉洁的。但与此同时，在党风上也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放松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价值观扭曲，在运用权力过程中，不是执政为公，而是以权谋私，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为家庭、为亲属谋取私利。还有一些党员干部，为一己之私、为一己高升处处作秀，搞虚假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导致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些党员干部追求奢侈、庸俗、浮躁，而对群众疾苦冷漠处之，忘记了我们党的使命和宗旨，激化了党群关系。

其次，“四风”问题，使一些党员干部官德失范，任人唯亲的腐朽作风大兴。甲午海战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清军军官的素质太低，而海军素质之低，其根子就出在选拔任用军官的风气不正上。因为清朝开国以来，奉行“首推、首崇、首倡满洲”的基本国策。在用人上，若宗室之人可用，先用宗室，然后是满洲旗人，再后是汉军旗人，最后是汉人。满人一直以皇帝的嫡系自居，自视高人一等，久有排汉之风，这种风气在官场更是弥漫一时。驻防各地的八旗最高长官，负责全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自设立以来，这些职务全部由满人担任，汉人从来无缘问津。除此之外，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军官队伍人身依附之风严重。作为清王朝最重要的国防力量和几乎唯一具备近海大战能力的北洋海军，有四个很重要的部分：天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衙门，及其直辖的天津枪械局；北洋舰队；北洋军港；北洋海军的陆防。这四大部分的主要分管者，全是李鸿章的亲信，并且，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才不济德，甚至贪婪愚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这样的用人体制怎么能不失败？

再次，“四风”问题，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不读书不学习，不了解实际乱决策。习近平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在近20次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有三分之二的讲话都强调领导干部的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干部把读书学习作为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但一些党员干部根本不学习，学习劲头不高，学风不端正。

这些问题既是党风不正的结果，又严重恶化了党风，败坏了党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充分说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抓党风建设是及时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还提出了许多加强党风建设的明确要求。从现实看，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风建设的论述，要狠抓党风建设，用优良的党风来凝聚党心、民心。

首先，以落实“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八项规定”的落实，有效改进了党风，并带来政风和民风的好转。党风的巨大变化带来了干部作风的改变，“八项规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抓作风建设的切入点，需要认真落实，尤其是针对贯彻中出现的问题，强力推进，在机制上抓推进，实现作风建设的常态化，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形成长效机制，防止“一阵风”和“周期律”，以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其次，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改进作风为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因为作风有三个特点：一是作风无小事。“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严重问题大多都是由作风问题引发，轻者个人犯错误，重者亡党亡国。二是作风不小视。吃吃喝喝、奢侈浪费、脱离群众、好大喜功等表象背后，是思想路线正不正的问题，是党性纯不纯的表现。三是作风不好治。党内一些不正之风治而复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之初就抓作风建设的立足点，因此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把作风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