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观念需为政策托底

7月3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再次上路。但究其根源便可发现，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依然很大（7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

经历了计划时代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随着昨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下发，终结了其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使命，即将成为历史，在《宪法》的框架内走入人权的平等时代，“农民工”这一特定时期带有“歧视性”的称谓也即将消弭，被人为割裂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步入统一时代，打破“农业”与“非农业”的政策壁垒，正如《新京报》社论所说，迎来“真正的平权时代”。

但是，“称谓”樊篱的打破相对容易，平衡附着在“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上的身份福利道阻且长，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这就需要官民上下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固有的思维和固化的观念。即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需要改变观念来拖底。

欣喜的是执政者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公安部副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诚户籍改革的难点之一，就是“许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长期与户籍直接挂钩，难以剥离”。这一问题实质不在于之前的“农业户口”，在于长期享受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政策的“非农户口”身上，他们担心的是“农业户口”、也就是“农民工”“入市”会抢占固有意识里属于自己的蛋糕，比如孩子上学、保障性住房等问题，会不会原来享有的优质资源被挤掉？当然，这份担忧也不无道理，毕竟原有的“农业户口”在城市呆不下去的时候，乡村还有一亩三分地来保底，但“城市户口”就没有了退路。

针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意见》明确提出了“四项原则”，特别是第四条强调“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意在解决后顾之忧。另外，有媒体提到户籍制度的推进关键在资金，根据2013年7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蓝皮书》称，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这一点上，无论怎么说，“农民工”在城市所创造的价值与此不可同日而语，关键问题还是前面提到的思维观念。

社会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劳动这一最根本的原始行为，最基本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当然，分工不同，担当也有所不同，对于城市化进城来说，尽管科技无疑是第一要素，但是科技变现是要通过劳动来实现，那么，这就关系到上层建筑需要牢固的地基来托底的问题，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由此回到“农民工”问题，长期以来倍受“歧视”的原因，在于他们城市中所从事的是最底层的工作，比如建筑工人，比如环卫工，比如搬运工。可以说，是他们给快速地城市化进程拖了底，但城市人在享受各种优越福利的时候，却对他们抱以“歧视性”的眼光。

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政策层面给了之前的“农民工”一个有尊严的“称谓”，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固化”思维，尚需观念的与时俱进。

首先弘扬“勤劳”这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树立起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光荣这一最朴素的价值观念；其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摒弃“唯利是图”的庸俗观，当前社会蔓延的“狼性思维、不择手段取利”的论调严重玷污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伦理哲学。只有改变观念，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扭转之前的“户籍歧视”，也就是说才能消除等级歧视的观念，才能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托底。否则，政策只是一纸空文，看起来很美，执行起来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