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维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2）

自1980年以来，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影响愈益广泛。爱德华•W•苏贾（Edward W.Soja）曾经指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在空间上对经验结果的追溯，也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对社会行为在空间上的诸种制约与限制进行描述，而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呼吁对总体上的批判社会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我们审视、定义、阐释事物的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在他看来，“马克思将空间主要处理为一种自然语境，即生产的各种场所、各不同市场的区域等方面的总体，而这一总体将会通过时间和资本日益解脱束缚的运作而被‘消灭’”，尽管马克思也探究了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基本问题框架，然而“社会行为的空间偶然性主要被简化为拜物教化和虚妄的意识，从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基本上是“呈无空间和封闭性体系的理论阐述”，一种封闭的民族国家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几乎像是“存在于针尖之上”。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隐含着一种空间的问题框架，但是这一问题框架主要存在于对于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一种终极物质制约的那种简单认识。此后，囿于根深蒂固的“反空间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长期冷落了空间分析。今天，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仍然还原论地强调物质生产决定论，就会消除一切历史和地理的具体性，成为抽象的、大而无当的“屠龙之术”。

苏贾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更广泛的批判理论框架引入空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增量变化，即将另外一种新颖的变项或模式并入那些古老且未受置疑的最重要的叙事，也不能以为在“历史的唯物主义”之中再增加一个形容词“地理的”便能够创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相反，“正在崛起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又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唯物主义”，它力求对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意义和意蕴进行重新登记和定位。具体而言，这种对于空间性的唯物主义阐释框架包含八个方面相互关联而有序的前提，它们框定了对于空间性的一种唯物主义阐释：空间性既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具体化，又是手段/预先设定；社会的建构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社会的存在是在地理和历史之中才成为具体。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作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空间”一直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随着生产的高度发展和资本的不断扩张，“城市”作为生产要素空间聚合的主要场所必然得以快速扩展，从而开创“城市统治一切”的时代，使“农村服从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的重要标志；同时为了克服资本积累的危机，满足“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资产阶级必然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开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但是，资本主义拓展到何处，也必然将其基本矛盾带到何处，并使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展激化，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马克思之后，列宁、卢森堡等经典作家以其帝国主义理论与不平衡发展理论等内容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可以说，空间问题一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唯物主义本然地存在空间之维。

因此，列斐伏尔等人对于马克思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并非完全符合事实，“空间”也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入口，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必须的“重构”。而且，列斐伏尔及其学生苏贾试图以“空间批判”替代马克思的资本关系批判，生硬地“重构”出所谓的“空间辩证法”与“第三种空间”，淡化甚至抽空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的客观内容，最终必然滑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之中而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构”。但是，面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空间转向”，面对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空间的空场”、“空间维度长期被淹没于历史唯物主义所编织的时间维度之中”的非难，哈维等人的空间生产理论无疑提供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当代化的有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