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让“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优越（2）

（3）强调集中有民主集中与专制集中之分，并含糊地指出只有民主的集中才能保证办好事，因此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成为悬案。有的学者将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打了包，说只有以科学民主决策为先决条件，才能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发挥。（马龙闪：《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以科学民主决策为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有的学者指出：没有民主的集中，会放任长官意志，“办出事情的效果也多有悖人民的根本利益。 ”（陶文昭：《辩证看待“集中力量办大事”》，《北京日报》2011年11月14日。）有的学者指出：脱离了民主的“集中”可能办错事，因为脱离了民主的集中缺乏政治合法性，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家长制或个人专断；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能办好大事，因为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具有先进性和效率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王俊拴、魏佳：《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学思考》，《社科纵横》2013年第3期。）

这些质疑乍一看颇有几分道理，但如果仔细加以推敲，是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的：

（1）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把某些地方和部门的政绩工程视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未免有些牵强，有泼脏水之嫌。“集中力量办大事”中的“大事”即使不是中央一级的大事，也应该是在某个地方压倒一切、并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比如，2003年春天，北京防治非典；2008年夏天，四川抗震救灾。

（2）把少量的大事与数量众多的小事对立起来，把大事作为个案与国家和社会的系统治理对立来，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实际上，真正的大事数量虽少，但却对全局发挥着关键作用，办不好这样的大事，绝大多数小事根本就无从谈起。例如，在近代中国，不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想通过兴办教育、实业来强国救国，就是空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不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不能维护国家安全，更谈不上较快地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2003年春天的北京，不防治好非典，整个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

（3）关于集中实现方式的讨论，有人为制造议题之嫌。论者只强调集中有民主的集中与专制的集中之分，并强调民主的优越性，却不知道有很多好事、大事是必须通过集中才能办好的，至于到底是民主的集中还是专制的集中，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比如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论者是想说它是通过民主的集中打胜的呢？还是想说它对苏联人民是一件坏事呢？

（4）把当今中国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初次分配失衡）一概归咎于权力集中导致的制约乏力，是一种武断的推理和混淆视听的说法。这很难三言两语加以澄清，在这里仅指出一个事实：权力的集中并不必然导致缺少制约。人们在谈论权力制约时，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主权国家之上，往往有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文化、社会（NGO）霸权和霸权国家的政治、军事霸权。这种外在制约，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力成了相对权力，而且足以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重组。近代普鲁士和沙皇俄国自上而下地废除奴制，就是对这种外来压力导致内部国家社会关系重组的生动说明。当人们在宣讲“绝对的权力等于绝对的腐败”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所讨论的权力是否真的是绝对的权力；当人们强调多党竞争、分权制衡时，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在为外部霸权开辟道路。如果论者指的是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缺乏制约，那么加强中央集权正是加强权力制约的重要措施之一。

当我们置身于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在这里，不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就不能办好绝大多数小事；集中力量并不一定能办成大好事，但是不集中力量就一办不成大好事。我们还有闲情逸致对“集中力量办大事”评头论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