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阶段（3）

二、从“大民主”到“制度民主”的历史反思

从前面讲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主有三个层次：一是价值追求层次，二是制度操作层次，三是法治保障层次。我把民主的三个层次概括为“价值民主”、“制度民主”和“法治民主”。在这三个层次中，“价值民主”处于最高层次，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制度民主”是下一个层次，就是怎么样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个理想。一般说来，追求民主的理想到什么时候都不错，但实现这个理想的制度选择、实践过程，则不可避免地有对有错。因此，为保证制度民主的有效性，就需要强有力的法治规范，大力发展法治民主。所以，在第二个大问题中，我们就从这一点出发，考察一下我们党建政以来对民主的探索及其得失。我主要想讲三个问题：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曲折探索

前面我们讲过，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党始终不渝追求的大目标。但是，从实际历史进程看，建国后我们党在探索民主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经历了一个从张扬“大民主”到发展“法治民主”的转变过程。

“大民主”一开始并不是毛主席提出的，但“大民主”之所以在中国发生，却与毛主席的民主理想、与他对中国制度民主的探索有直接关联。毛主席讲：“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所以，他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中，说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就是民主。1945年8月，他在重庆谈判期间，向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阐述了“自由民主的中国”理想，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很显然，毛主席在这里宣誓了他关于未来中国制度民主的发展目标。

1956年发生“波匈事件”。毛主席派人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会上，有人提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说“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让“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毛主席当时批判了这个“大民主”观点，说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但到了当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老人家又借用“大民主”一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观。1957年10月，毛主席在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以“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主要方式的大民主观。今天，我们看这个大民主观的形成，自然会联想到老人家当年的“窑洞对”，以及在重庆关于“自由民主新中国”的谈话，由此可以推断，他是想用大民主来兑现当年超越历史周期律的理想追求，探索一条与资本主义两党制不同的人民民主新路。

1957年反右斗争，使毛主席形成了如下认识，就是“鸣放”能够有效揪出反动右派。既然如此，它同样也可以把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官僚主义者清理掉。从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的思想发展看，清除官僚主义，就要搞“大民主”。“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普及到全国。后来，“四大”被写入七八宪法，1980年9月被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宣布废止。

（二）邓小平大力倡导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1980年，邓小平指出：“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句话，代表了改革开放后官方反思文革“大民主”的主流观点。尽管当年“大民主”对克服官僚主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极大破坏了法治，把民主变异成脱离法治轨道、以人治为特征的群众暴力运动。在极度亢奋的群众运动中，谁要是成了斗争对象，谁就不再有任何权利。不论是谁，哪怕他是国家主席，哪怕他手里举着共和国宪法，都没有任何用处。其实，上面这种民主操作中的“群众暴力”现象，近代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注意到了，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就启示后人：民主政治在使多数人权利得到保障之后，更要注意通过法治防止“多数人暴政”，使少数人不致因无助而丧失伸张自己正当权利的机会。

正是有鉴于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倡导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强化法制，把法治视为民主的核心内容，反复强调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由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到发展“制度民主”的新时期。对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作出了明确总结：“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