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4）

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依仗自己兵多枪多，一再向党伸手要权。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中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不把党的负责人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张闻天传》，第24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以保证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不被有个人野心的人所控制。同时，当有的同志提出与张国焘进行公开斗争时，毛泽东表示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还不适宜，目前应采取教育的方式。（《毛泽东年谱》上，第46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当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方针、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南下时，毛泽东处变不惊，与张闻天、周恩来等果断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脱离险境。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坚持北上方针的同时，表示对张国焘仍应尽可能地开展团结争取工作。俄界会议因此决定，暂不公开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最大限度地对其进行教育挽救。张国焘却变本加厉，于1935年10月5日非法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宣布通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并狂妄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只能称北方局。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肃批评这一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行为，责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并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决议。同时，毛泽东仍以最大的耐心对张国焘进行劝导，表示“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同上，第502页）通过多方面努力，张国焘被迫表示接受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并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7月，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这场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式，在维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团结争取工作，从而保证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最终实现。

正确制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统一行动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在会上提出，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同上，第461页）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张国焘却拒不执行，坚持南下，分裂党和红军。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坚定表示，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方针，并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军事战略和策略路线。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驳斥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论调，并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精辟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提出党的军事战略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以山西、绥远为主要行动方向。这些意见得到张闻天等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正确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北上抗日方针并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顺应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使红军得到最广泛的群众支持，为夺取长征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适时将“抗日反蒋”方针调整为“逼蒋抗日”方针，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铺平了道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与朱德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之后，又代表党和红军多次重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同上，第533页）5月5日，毛泽东又与朱德联名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达了敦促蒋介石抗日的意愿。6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两广事变及形势发展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同上，第551页），并与朱德联名发表宣言，号召尽快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中共中央于7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战工作的领导。8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以南京政府作为谈判对象，“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毛泽东传》，第409页）并且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指示》。“逼蒋抗日”方针的制定，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判断发挥了关键作用。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与蒋介石政府和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谈判的具体方针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挽救民族危机付出了极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