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2）

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博古、李德却置之不理。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经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激烈争论，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支持下，毛泽东的主张最终被采纳。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但博古、李德仍不愿意放弃原定计划。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红军长征·文献》，第1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同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同上，第194页）这实质上是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从1932年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后，他的意见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产生影响了。但是，长征改变了这种状况。通道会议开始讨论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重申毛泽东的意见，并限制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表明，在长征这样一种没有后方依托、完全在新区流动作战并时刻面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极其严峻的形势下，只会亦步亦趋照搬书本或国外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已经完全丧失领导中国革命冲破困境、转危为安的能力。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能够适应严酷斗争和复杂形势需要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作为党和红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始终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线，非常熟悉中国社会实际，深刻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主张，而且在斗争实践中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一切，决定了历史的潮流必然要将他推向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正如聂荣臻所说，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遵义会议的光芒》，第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毛泽东不但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同。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传》上，第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纪念馆采访吴亮平的记录，1979年6月13日。转引自费侃如：《对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任职问题的认识》，《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陈云回忆说：“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陈云文集》，第3卷第43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充分表明，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已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

遵义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川滇黔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里进行分工。在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下，由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回忆说，“当时博古等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3月4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中旬，为适应作战需要，又在贵州鸭溪、狗坝（今苟坝）一带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在当时作战胜败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环境中，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